首页 -> 1999年第4期
我给江青当秘书（四） 江青与林彪
作者：杨银禄
江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势利眼。陈伯达平时的口头表达能力较差，穿着也比较窝囊，江青在这些方面看不起他。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江青是很佩服的。陈伯达原来是文革小组组长，她是副组长，“九大”以后，陈伯达是常委，她是政治局委员，总的来看，江青对陈伯达还是尊重的。但是对于犯了政治错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处境十分困难的陈伯达，想见到江青也是很困难的。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精神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我，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会客室。”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我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就是在这天下午，叶群也急冲冲地来求见江青。我报告江青之后，她只是沉思。足足等了5分钟，才开口说话：“见不好，不见也不好，真使我左右为难，叶群这个人，嗨，不说了。”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多么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她们的会谈结束了，江青打铃叫我送客。我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我听到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叶群习惯性地低头哈腰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我们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同志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我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惹得主席不高兴。主席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耍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庐山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多次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江青是知道的。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仍多次通电话。
1971年4月29日，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
5月2日，江青给林彪打电话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我，叫我报告江青，现在去看看江青行不行?我报告江青时，她说：请叶群同志来，这是我们昨天约好的。叶群接到我的电话以后，很快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平时她们二人见面时，从表面上看都很热情，这次她们见面时，表情都比较严肃。当她们进入大客厅密谈了两个小时以后，从大客厅走出来的时候，都是满面笑容。叶群一边挽着江青的胳膊，一边笑着对江青说：“你对我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听了你的一席话，真的胜读十年书，我对江青同志的感激之情无法表达。林彪同志如果知道了咱们今天的谈话，也会高兴的。”
江青俨然以保护者的身份自居，对叶群说：“这没有什么，对于你的思想认识的提高，我见到毛主席时跟主席说说。”叶群连连说：“谢谢江青同志!谢谢!”
各怀鬼胎，互有戒心
江青和林彪虽然长期一唱一和，相互勾结，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互有戒心，有时还勾心斗角。
我刚到江青那里工作的时候，林彪和江青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电话来往也不少。那时，相互打电话，有时有电话记录，有时没有电话记录。有电话记录时，江青看看，有时叫我立即烧掉，有时对我不放心，她自己亲自烧掉。那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深。1969年1月份，江青突然怀疑楼里有人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叫人把她当时住的11号楼的各个角落进行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而她还是不放心，干脆就搬到了10号楼居住和办公。从此以后，她叫我把她和毛家湾(林彪的住地)之间的来往电话内容统统地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份不丢地保存下来。当时，我对江青保存电话记录的用意不清楚，心里常犯嘀咕：保存这些东西干什么?那要增加多么大的工作量啊。后来，江青说明了她这样做的用意。她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叫她给绕进去了。”
1969年5月，党的九大闭幕不久的一天，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名单的顺序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的，因为江青的“江”字，比叶群的“叶”字多一笔划，所以江青的名字自然地排在了叶群之后。江青看到这个名单打铃叫我，我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有一份文件。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份文件：“你看，你看!”我不知道她叫我看什么，捡起它，拿着发愣。她急了，从我手里夺过文件，指着一行名单大声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有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说完，她叫我立即打电话了解一下林彪是在毛家湾，还是在大会堂。
我了解到林彪在大会堂浙江厅。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带上那份文件，急急忙忙驱车直奔大会堂而去。
江青到大会堂浙江厅门口，因为里边早有了准备，叶群出来迎接。叶群看到江青的脸拉得很长，又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忙伸出手去想握手以示欢迎，没想到江青理都不理，拂袖昂头而去，弄得叶群十分尴尬。 江青进去以后，我、警卫员和护士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等候。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江青高兴地从里边出来，和送行的叶群主动握手告别。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文件，只要有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
“九一三”事件以后，江青心里有鬼，惶惶不可终日。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谁都看得出，她的神气小多了，说话也少了，饭量也减少了，经常唉声叹气，甚至对工作人员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死，我并不怕，就怕把我不死不活地养起来。”
记得有一天，她正办公，我进她的办公室送急件，她接过文件，看了看，在她的名字上画了圈，把文件递给我。我转身要走，她说：“你等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会儿话。有一段时间了，我总觉得心里有恐慌之感，有时茶不思，饭不想，睡觉的质量特别差，我从镜子里看出，我现在面容憔悴多了。你们为我服务这么久了，难道你们就看不出?”
江青究竟害怕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有目共睹的是，江青开始在各种场合“控诉”林彪，把自己打扮成与林彪斗争的斗士，说她是林彪的受害者。她甚至公然说：“这几年他(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其实，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互相利用，林彪何尝打算干掉她呢!
[作者声明：此回忆录只在《百年潮》独家连载，其他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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