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杂谈五四时期的“思想自由”

作者：陈漱渝

无论是陈独秀、鲁迅，还是刘半农、钱玄同，都有这样一种锋芒毕露的斗士精神。当有人对“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表示疑议，发表凡庸的折衷论时，陈独秀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斩钉截铁地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转引自《胡适文存》卷一，43页)在共和与专制两种政治观念冲突的过程中，陈独秀更反对“一面要实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的“脚踏两只船”的主张。因为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必然非驴非马，一塌糊涂而后已。
　　在人类社会中，不受任何客观必然性约束，没有任何前提限制的“思想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的思想自由，不仅包含对传统观念的解脱，而且必须包含对必然的认识和对真理的理性思考。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制，“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见《每周评论》25号)蔡元培当时尽管主张把大学办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但他也并不允许守旧派进行违背真理、违背民心的反动政治宣传。因此，辜鸿铭可以在北大教授英国诗歌，但不能在北大宣传复辟；刘师培可以在北大讲解《三礼》《尚书》和训诂，但不能公开提倡帝制。五四时期的北大敞开胸怀容纳学有专长的各派学者，却并不把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陈独秀语)。这种宽容的程度，远比不上今天在大街小巷星罗棋布的个体书摊。
　　在中外思想史上还有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历史上一些曾经提倡思想自由的人，当环境和地位变化之后，竟走到了思想自由的对立面。比如基督教被禁的时候，教徒不遗余力地宣扬宗教自由，极力主张容忍。但一旦基督教势力膨胀，并以国家机构作为后盾时，就立即摈弃了宽容的主张，对异端施行惩罚，火烧，割舌，绞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在他们眼中，给人间异端以任何惩罚，都不及他们将来在地狱里所受刑罚的万分之一。在中国近代，严复翻译过约翰弥儿的《自由论》(《On Liberty》)，书中有专章论述思想和讨论的自由；后来译者日趋保守，成了反对民主、诋毁五四运动的复辟派。在五四运动前夕，北京《晨报》还连载过新潮主将罗家伦翻译的《自由思想史》。该书著者是英国著名史学家柏雷教授。他在书中概述了两千余年来发生于欧洲的理性与权威之争。令人遗憾的是，十七年后，身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竟揩干了身上的新潮泡沫，热心地为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作序，并将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向中国读者推荐。前后对照，判若两人。由此可见，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上述种种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很值得今天借鉴和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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