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
作者：■石光树
李维汉说：头一个问题谈一谈纪念堂问题。在五中全会开会以前，有一个老干部座谈会，我有一个书面发言，里头讲到：帝王时代神道设教，庙宇遍天下，我们不要搞得将来纪念堂遍天下。邓小平插话：就是有一个纪念堂的问题。李维汉说：毛主席纪念堂(馆)现在不少，江西听说就有几十个，在湖南也有好多个，韶山是建了很大的纪念馆，还可以招待到里头食宿。长沙毛住过的地方都是纪念地，清水塘当时也作过湘区委员会开会的地方，现在修理得很好，听说花了二百万。恩来在世的时候，反对在他的故居进行重新修理。但现在差不多凡是他活动过的地方都有纪念馆，重庆有、南京有……。要说造神，这就是造神运动。我曾经担心少奇的事情一出来(指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可能又是大批纪念馆。现在我看到中宣部有一个文件，我还觉得比较好，就是把少奇的故居开放，不修纪念馆，这个处理很好。南京梅园新村要扩大，但是雨花台没有大修。我说雨花台倒是应该大修的，修了把成千成万烈士的文物放在那个地方，前来参观的不只是走一走，还可以坐下来，看点、读点，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关于写人物传记问题。李维汉说：现在许多人在那里写中上层人物传或烈士传，党组织在那里动员，这都是好事，应该写。但是，写的里头有些东西就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千方百计把传主跟领袖人物牵根线，现在的戏剧、电影不少这样的例子。真正有那个关系倒是没有问题，但有一些线是莫须有的。我主张写人物传记有几个关系要反映：一是我们有个党，要注意同党的领导的关系；二是个人都有个集体，这个集体怎么样；三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
李维汉在谈话中列举了许多人物传记总要牵条线和一个领袖人物联系起来的事例，他把这个作法叫做“沾光”，实际上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写法并不光彩。李维汉讲到有一篇纪念向警予的文章，说她紧跟毛主席，时间是二十年代初期，怎么二十年代就有了紧跟毛主席的问题呢?!邓小平听了哈哈笑起来，说二十年代初毛主席还不是领袖。李维汉说，许多宣传毛主席的文章、电影，无限拔高，上无中央，下无地方党委，这是歪曲毛主席，是不符合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教导的，不是正确地反映毛主席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个关系中间的正确地位。毛主席那时是很遵守组织原则、很守纪律的。还有一些写其他领袖人物的传记、影视剧，过分夸张、突出个人的情况也不少，仿佛这些人从小就是神童，长大了就是先知先觉。写一段就加一段好评语，然后又写一段又加一段好评语，就是这样一步步拔高。这不怎么好，这好像在造神。
关于等级制度、特殊化问题。李维汉说：现在的什么等级制度啦、特殊化啦、官僚主义啦，这个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是封建主义的。现在农村里头的社长、社主任、支部书记、队长等，很多人都搞一言堂、家长制，有的还可以随便整社员、打社员。这不是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是这样，这是封建性的，是封建的家长制、等级制度的遗毒。农民都是小生产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自发的革命，最后打胜了的都做了皇帝。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地主，但是拥护皇帝。洪秀全、李自成，还有最早的陈胜、吴广，他们或者是自己做了皇帝，或者是胜利果实被别人夺去做了皇帝，总的结果都是一样，农民革命归根结底都要引向封建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搞了个三十三条，毛主席批准的，引了列宁的话，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引证对那时的中国是不适合的，中国七十年代的情况与列宁说的俄国二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俄国那时生产资料还是私有制，还没有搞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而且富农经济比较发展，投机活动也很猖狂，所以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中国不是这种情况，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已经是集体化了，中国又是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过来的，资本主义很不发展，所以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那个三十三条一出来，到处都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于是就有整所谓走资派，整所谓党内资产阶级这一套。整得很厉害，采取的方法也很残酷，就是封建法西斯专政。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李维汉说，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至于走向了反面。但这是怎么发展来的?过去毛主席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个“神”是大家造出来的。1962年，有一次在大会堂开会，毛主席没有来，其他人都来了，政治局的、政府的、人大的，还有政协的都来了。后来毛主席一来，从少奇、恩来起统统都站起来了，只有你坐在那里没有动。我当时觉得你不好，这样没有礼貌。看来造神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我在里头；我问过许多人，都说有他们在里头。邓小平插话说：“也有我在里头。”李维汉说，现在看来，不是一两个人在里头，而是有一个社会基础，包括党内党外的基础。我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渐逐渐就到了这个程度，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正确的，什么问题都希望他说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批判、撤职、迫害，那个残酷啊。主要问题就是说我要把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派“改变”为社会主义政党，并且订出了计划。其实我讲的是“改造”嘛，从来没说过“改变”嘛。后来我下台了，作了检讨，说那个“改造”是做不到的，所以实际上就是“改变”，用这个方式去应付毛主席的批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造神运动有我一份。这个个人崇拜不简单。“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了，新的个人崇拜也还有，而毛主席是几十年的奋斗，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他的像才挂到墙上去的。
李维汉说，还有就是世袭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在章程上规定了连选只有两次嘛。李维汉说：这是一个组织的措施，这都是高明的，集体接班。但在思想上、理论上没有澄清的话，这东西人家还是可以改变的。毛主席不是自己都改变了自己嘛。毛主席后来也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是要承认的。但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时候，荀卿、韩非他们写文章，有一个势，有一个术。毛主席他老人家到后来有猜忌，有时候也有权术。我看这是封建性的，差不多。我是完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旗帜不能丢的。我1975年写过信给他，里头有这么句话：没有您，中国革命的道路可能现在还在探索中。我对五中全会那个《准则》(指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很拥护，写得很高明，解决问题了。它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党犯了，这个党就改，而且能改好。
李维汉接着说：这个封建主义的问题，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流毒还这样深远，影响还这样严重，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我们总是打仗，第一次国内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第三次又是抗日战争，第四次还有解放战争，第五次还有个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就是不断的战争，革命就是忙这个事情。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所以毛主席很熟悉农民，熟悉战争。从客观上讲，来不及做清算封建遗毒这个事。从主观上讲，毛主席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要用心到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清算这个问题的。毛主席清算本本主义，从1930年算起，清算了十五年，从遵义会议算起，清算了十年。他把这个本本主义，就是洋教条，清算得很彻底，所以这个洋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不多。但是封建主义还很多，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这个事，就是打仗。我们所谓反封建就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二是把它的上层建筑打掉了。但是这个根本的东西——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少奇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恩来也没有做这件事。毛、刘、周都没有注意这个事情。这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不足，缺少了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封建遗毒这一面。这是一个遗憾。
李维汉说：我有个建议。我今天来讲了这些，就是希望您出来补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间的这个不足，这个缺陷，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遗毒进行彻底清算。我正式向您建议，我认为由您出来补这一课比较适当。
邓小平说：怎么样补呀?
李维汉说：那您利用十二大也行啦。
邓说： 还有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可以。
李说：要采取个办法。如果不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问题，不彻底清算，组织上的东西和制度上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怎么样补嘛，您会有办法的。
邓说：好!我赞成你的意见。
李说：您说好，我就很高兴了。然后李维汉站起来，向邓小平告辞。
邓小平站起来又说了句：只能慢慢来，不能性急。不能急，我就是一个急性的人。两位老人就握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