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忆耀邦同志
作者：谭启龙
除互道珍重之外，共同回忆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和战友之情，也算得上是我们每次见面的一个“热门话题”吧。这次我们共同详细地回忆了在少共湘赣省委时一起涉嫌“AB团”那段往事。这段往事用“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来概括再恰当不过的了。
我们两个扳着指头，互相补充，一个一个地回忆起青少年时代的战友，不一会儿就回忆起二十多位同志。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长眠于青山绿水之中。谈到我们两人分手后的经历时，耀邦同志说：“在以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我生过病，负过伤，好不容易才到达陕北根据地。你被分配到湘鄂赣省委工作，经受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考验，也负过伤。我们度过那么艰苦的环境，能有今天真是不容易啊。”耀邦的一番感慨，也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就拿当时中央分配到湘鄂赣省委工作的46位同志来说吧，如今我是唯一的幸存者了。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临近中午，我们准备告辞，耀邦同志执意挽留我们一起吃饭，并立即叫秘书通知食堂：客人不走了，在这里吃午饭。我考虑在医院吃饭不方便，就说：“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不在这里吃饭了。”他忙说：“同在家里一样方便，四菜一汤，家常便饭。”说实话，平时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也确实想同结交五十多年的老战友多坐一会儿。
席间，我们边吃边聊，谈笑风生，继续上午的话题。耀邦说：“记得我是1931年7月从浏阳县到湘赣省委的所在地——你们家乡永新工作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永新县城北门的一座小楼上。你那时是省少先队总队长，我被分配到省儿童局任书记。你住在小楼的东边，我住在西边，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休息。当时我16岁，你比我大一岁。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已经半个多世纪，现在我们也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正如耀邦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湘赣省委驻在永新县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内，省儿童局与少先总队部在北门的一座二层小楼的二楼。这是一座木质结构小楼，楼下是一个杂货铺，门口挂着儿童局与少先总队的牌子，楼上我们两个单位一分为二。当时的少先队是16岁以上青少年的半军事化组织，打黄绑腿，佩戴红领巾，手持梭镖大刀，经常操练，配合红军作战。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则由儿童局组织识字、唱歌、跳舞和站岗放哨等活动。他们也佩戴红领巾，只不过比少先队的红领巾小一些。耀邦同志生性活跃好动，组织能力强，同时又是初中生，刻钢板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们那里算得上一个见过世面的“小知识分子”了，他把儿童局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记得当时出版的《列宁青年》和《共产主义儿童报》上都有他的文字、笔迹。耀邦的老家在湖南浏阳，小小年纪孤身一人来到永新。我的老家虽在当地，但三岁丧父，十岁丧母，成了孤儿。我们俩都以革命队伍为家，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帮助，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我自小没上过学，是个文盲，参加革命后才开始识字，耀邦同志教我学文化，使我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是在那时，我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又共同回忆起，由于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湘赣省苏区取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扩大了，红军壮大了。少先队、儿童团还于1931年5月、1932年5月在永新县沙罗洲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总检阅活动，以1932年5月那一次规模最大。那一天，沙罗洲上搭起三个检阅台，王首道等省委领导及冯文彬同志登台检阅。20个县的少先队和儿童团选派出近1万人参加检阅。青少年们统一着装，身背大刀，肩扛梭镖，列队通过检阅台。随后又依次进行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和文艺歌舞表演。经过评选，给优胜者发了奖。
耀邦同志越谈情绪越高，谈兴甚浓，谈着谈着，便引出一段“冤蒙AB双脱险”的往事来。
耀邦说：“还记得1932年湘赣苏区抓‘AB团’、搞‘肃反’扩大化的事吧?”怎么会不记得呢?这段往事虽然过去60年了，但我仍然记得很清楚。
1930年8月，中央作出了《肃反工作决议》。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中，把混进革命阵营中的个别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是必要的。在湘赣苏区，肃反又叫肃清“AB团”分子。这项工作开始时比较谨慎，没有出现大问题，但后来随着毛泽东等同志受排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受其影响，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许多好干部、好同志被错杀，仅我熟悉的就有几十个人，给苏区革命事业造成很大损失。耀邦同志和我也被牵连进去。正如他所说：“我们俩也险些人头落地，多亏有马克思保佑，才幸免于难。”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搞“逼供信”，有人供说我们俩是“AB团”，是反革命。1932年底，省政治保卫局把我们俩列入“AB团”分子名单，提交省委常委讨论时，有的领导同志有异议，省委书记王首道也不好下决心，少共中央局派来的巡视员冯文彬也不太相信我们这样的“红小鬼”会是“AB团”。当时列席常委会的冯文彬同志正准备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就建议把我们俩带去审查。最后，省委讨论决定，由冯文彬同志把我们带到中央苏区继续审查。于是我们带着仅有的一点衣物，与出席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起，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1933年初到达苏区中央局驻地瑞金。
到瑞金后，我们俩便被分开了。我先到了少先队总队部张爱萍同志那里，他实事求是，爱护年轻人，没有审查我，分配我任少先队总队部巡视员。后来进了马列学院，在1934年长征前被分配去了湘鄂赣省委做少先队工作。耀邦回忆说：“我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我是‘小知识分子’出身，被分配到少共中央局负责人顾作霖同志那里继续审查。顾作霖是个好同志，注重实事求是。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了，敲开了顾作霖的门，我们到月亮地里走着，彻夜长谈。他问我参加过‘AB团’没有，我回答他：什么‘AB团’!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然后我把自己出身于贫苦之家，读过小学，14岁出来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以及后来到湘赣省委做少年儿童工作等等一古脑儿向顾作霖倾诉。顾作霖听了我的心里话，受到了感动。以后组织上再也没有追查我的‘AB团’问题，并给我分配工作，当了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讲到这里，耀邦同志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回忆这段历史，耀邦同志和我都自内心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同志，一个是顾作霖同志，再一个是张爱萍同志。没有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何能得以“双脱险”呢?
少年时代纯真友谊的话题，老战友见面似乎永远也讲不够；而在艰难的少年时代结下的手足之情，犹如寒冬播下的种子，已成长为高大挺拔的青松，经过近一个甲子的磨砺，不仅未见凋零，反而愈加茁壮、茂盛，真是“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啊!
那次见面，我曾邀请他到山东来看看，他也欣然首肯，这也算是我们之间把话题继续下去的一个约定吧。可是，夏天他如约而来时，我却因患过敏性肺炎住进了上海的华东医院，一住就是四个月，连十三届三中全会也未能参加。这对他、对我都是“怅然若失”的一大憾事。但当我听说他在烟台休养两个月身体大有起色，体重增了5斤多时，却又为他高兴。这一次虽然失之交臂，下一次总还有机会的，据说4月份要开四中全会，我想，会议期间，我一定要再去会会老战友。然而，这个机会永远地不会出现了。每当我想起这些，就痛悔不已。凝望着耀邦写给我的诗作，感慨万千。这不是一首普通的诗，而是我们近60年战斗历程的缩影，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缔结而成的纯真友谊的真实写照啊!看到它，眼前就浮现出耀邦那坦诚的面容，耳畔回响起他对我的一番肺腑之言：“我这个人历来心直口快，有话讲在当面，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有时不够谨慎。”“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我一定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继续为党努力工作。”这不仅道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也让我们看到了耀邦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胸襟和坦荡胸怀。
1992年，我去江西参加纪念苏维埃创立60周年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专程去共青城瞻仰了耀邦同志墓。在那造型肃穆的墓前，献上老战友的一束鲜花，寄托我对他深深的哀思。我在墓前墓后流连忘返，心潮澎湃，默默地祷告说：安息吧，耀邦，我永远怀念您，人民将永远怀念您!
我把我的回忆写下来，以此纪念你去世十周年，并作为你写给我的那首珍贵诗作的一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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