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记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
作者：牧惠
1985年，严秀、弘征和我在湖南讨论《当代杂文选粹》的编辑计划和拟定名单时，已经决定把台湾的柏杨、李敖、龙应台也包括在内。1986年，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版在大陆开始悄悄流传。趁着去广州开会的机会，我设法弄到一本。有鉴于这本书的内容相当精彩，回京后我马上找严秀商量，是否先出这本书然后再考虑出“选粹”?严秀看书后同意我的意见，并让我做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尽快寄给湖南弘征。在此之前，我们已同时写信告诉弘征有关这本书的内容，弘征也复电催促我赶紧寄书给他。收到后，弘征马上付厂发排。我们预料到，这本尖锐批评中国国民性的书肯定会惹起某些人的愤怒，因此建议严秀起草一个编后记做必要的说明。
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听了这番传达后，我心里高兴，但对出书事默不作声。我知道，随便在这里透露这类事情，未必会有好结果。不久，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出版了。收到样书后，我把《编后记》复印了几份，到《文汇报》在京召集的一个杂文家座谈会上散发，希望哪一家报纸把它刊出，以扩大影响。12月19日，《中国青年报》略加处理后，把这篇编后记以《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为题，在杂文栏里发表了。接着，此文还被别的报纸转载。市场传来的消息也不错，此书畅销。
好景不长。1987年初，《丑陋的中国人》忽然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士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转载了《编后记》的《书刊导报》编辑部赶紧给订户发出一封信，承认他们这期刊登的文章、消息“犯了严重错误”，“为了尽量缩小不良影响”，请读者尽快将该期报纸退回。“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预告着一个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又要来了。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只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
柏杨毕竟离开大陆好几十年，对这类情况可谓生疏，因而对他在大陆受到如此隆重的批判很不理解而且非常惶恐：“中共对海外作家只批评过胡适，那只是建国之初。现在批我是第二个。其中原因我也莫名其妙，我只能这样怀疑，中共的统战政策是否变了?是否对台湾政策也变了?”他还谈到：“我在大陆还有家人，所以比较担心。”
以上是我们的所见所闻。总的看来，大批判阵势远不如1月份传出来的那么浩大。中国毕竟已不是1966年，那种一呼百诺，“全民共讨之”的气氛造不出来了。相反，广大的读者通过种种渠道给严秀、弘征和我鼓劲。有的大批判文章，就是他们从当地报纸剪下来寄给我们的。
一位朋友寄来《书刊导报》和他们要求退回这期报纸的《敬告读者》，信中幽默地说，“我的报纸早就丢失，因此无法退给他们了”。
南京某刊物一位编辑来信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一位博士生收到我给她寄去的《红旗·内部文稿》后在信中说：“这二位和您商榷者，真不知是‘何许人也’——对这种‘文革’式的批判也只能用这种‘文革’语言——既不讲逻辑，也不讲事实，又不把握作者的总体思想，截出几句话就上纲，真不知怎么搞的。“写这些文章的人究竟是否真相信他们自己所写的那些话?如果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或者他们若没分上房子、评不上级时发的牢骚比这还更恶毒，那么，根本也无从讨论了。”
还有更多的读者和朋友写信、打电话关心我们有没有受到压力，慰问我们。《红旗》批判过《苦恋》后我去合肥有缘由赖少其介绍认识画家黄永厚，其时他对我的身份很不感兴趣，根本不想理我。这回他到北京后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我。知道我基本上平安无事并没有如他担心的早已“进去”后，松了一口气，并画了一幅刘禹锡赠我。广大的读者则以抢购的行动来声援，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销出90万册，黑市价卖到好几块钱(原价1元5角)，个体书摊大赚特赚。
压力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屈服，一直积极搜罗有关的大批判文章，做反击的准备工作。我们坚信，《丑陋的中国人》不是一本坏书，是一本爱国的书。那些批判此书的人，有的是没有读懂，有的是存心歪曲，有的是追风向争旗帜，有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6月27日，胡乔木在参观非法出版物展览时提出，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要很慎重，要注意方式和分寸。而且还谈到当时湖南出版部门被攻得很厉害的四个“人”中的两个“人”，即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他两个“人”是周作人和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他说：柏杨说台湾批他的书，大陆也批他的书。“其实我不是不爱国，只是想要中国人争口气”。对于这类事不要大肆宣传为好。不然，台湾和大陆就一个样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况。《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要说是“洋金瓶梅”，这样说是帮它作广告。这本书西方开始时争议很大，后来又肯定了。劳伦斯是英国相当著名的作家。我听一位同志说，萧伯纳在他女儿结婚时将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给女儿。西方文艺界现已不讨论这本书了，但美国教会反对这本书。郁达夫曾提出，这样的书应当有一本。大陆的事情确很微妙。本来，柏杨和他的书如何如何，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讨论的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如果有地方发表，我们很容易写出一篇有力的驳斥文章。
以胡乔木的身份说这番话，又是在把《丑陋的中国人》列为非法出版物的展览室参观时说的，其分量自然很不一般。这番话一出，《丑陋的中国人》被解禁了。
以上两件，都是有缘见诸报刊，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靠反对方面的舆论加上领导的干涉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除此之外，又还有难以计数的上不了报刊的“个案”冤沉海底的。仅仅因为我常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杂文，登门求助于我的就不止一件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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