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郭化若与孙子兵法
作者：周尝棕
1955年郭化若调南京军区当副司令，分管部队军事训练。那时我在南京，听说他给团以上干部讲《矛盾论》，南京军区的司令、政委——许世友、唐亮、肖望东等人都去听了。郭到南京后已不像在上海那么忙，到任后的那个夏天，便着手从前没做完的事，将《孙子兵法》由古文译成白话。译完，于1957年以《新编新译孙子兵法》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十一家注孙子》时，附上了郭的白话译文，并由郭写了《论孙子兵法》一文，作为该书的“代序”。这是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的二稿。可以说二稿是一稿的扩展，或一稿的一个修改稿。
一、二稿相比，我喜欢一稿。郭写文章比不上他讲话。他讲话海阔天空，写文章拘束多了，不像讲话可以随意发挥。如果说郭的孙子兵法研究几稿都有些拘束，相对来说，一稿的拘束要少些。
郭从一稿到写二稿，中间隔了21年。这期间，郭自身有两件事，对他后来的军事学术研究具有一定影响：一是1940年7月写了《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是1950年2月写了《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前一文中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应当说，这是最早宣传毛泽东的文章之一。后一篇文章《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则是最早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之一。从写孙子兵法一稿，到写上述两篇文章，表明郭化若正一步步走向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作文章。文中插入毛泽东的一些论断、说法，用以分析孙子，或证明，或对照，或强化，或加重孙子的东西。文章最后用了大段文字来写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指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些，在一稿中是没有的。而这些也恰恰表明，郭的军事学术的独立性、独创性在减弱，依靠性在增强——他有点依靠毛泽东了。
郭的一稿写成后除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大半，还经历了两场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间验证了郭一稿的优劣，也验证了郭的兵法研究“古为今用”做法的短长。一稿写于抗日战争发生两年之后，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用来宣传、解释、印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但到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它便显得不那么切合实际，话也说不到当劲处了。这正是，原来的针对性、现实性，随着时过境迁，倒成为如今的局限性：它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所以要写个二稿，仍然为了“今用”。60年代初郭写二稿时，尽管非常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大战并没发生。兵法研究用不到战争上，于是郭化若又回到毛泽东说的“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说明孙子兵法的合理性；又用孙子兵法，来说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结果，就成了用哲学注释兵法，又用兵法注释哲学。由于文章主要做在“说明”二字上，条条框框也就多了起来。有些是政治家、哲学家的条条框框，硬是把孙子装入里边，就有点削足适履了。这样，也就使得延安时代反掉的党八股气，又徜徉在二稿中。孙子的和作者的个性，就往往被湮没了。
当然，不论二稿有多少缺点，我认为它仍应归入“鲜花”之列。他自己决没想到，他的孙子文章有一天竟成为“大毒草”，他也随之成为“罪人”。正是二稿中他用毛泽东证明孙子正确，或用孙子证明毛泽东正确的那些东西，成了“罪证”。横扫一切的大批判专家们，说他用孙子否定毛泽东；说他的险恶用心，在于千方百计证明毛泽东军事上许多东西来自孙子，抄自孙子!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提早了也加重了郭化若的厄运：“文化大革命”前郭去宁波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篇思想汇报，讲他如何更加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本来，这份汇报他完全可以不写。他不过是大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十大军区还有几十位副司令，都写一份思想汇报，毛泽东怎么看得过来?而郭的汇报毛泽东看了，并且作了批示。据说，批示是肯定郭、鼓励郭的，只是开头一句话是：“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下边才谈到现在有了转变如何如何。“文革”一来，这“格格不入”自然使郭大祸临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被罢官、免职，从南京“流放”到安徽。
林彪集团垮台后，郭化若从安徽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军区海运仓招待所住闲时，与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去看他，见他正在写孙子兵法三稿。郭说，这是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要他重写一篇孙子研究。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6月出版的《孙子今译》一书的前言。前言中讲到，二稿“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分析批判，对《孙子》作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是有害于读者的。”这里显然保留有“文化大革命”的痕迹。
到1983年，郭化若又有了一个孙子兵法研究的四稿。四稿从内容来说没作多少改动，只重写了开头和结尾。在开头部分主要是把留在字面上的“文革”痕迹抹去了；在结尾处就核时代新武器的出现谈了他的认识。1984年郭化若80岁时，又为再版《孙子译注》写了一篇《再版的话》，讲到校勘、注释、译文、试笺等四个方面的修改，附在四稿之后。其中并谈到银雀山竹简《孙子》的出土，固然有重要意义，但不宜过于夸大，因它并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四稿虽然在头、尾增加了这些内容，但内文的段落、文字都还是三稿原样。
正因为这样，三稿也很有代表性，它代表着郭化若军事学术研究曾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在三稿中，郭化若检讨了二稿的缺点错误，而三稿和二稿相比，却是一个退步。二稿中虽然也强调自己是在“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但终归还是在对孙子进行探讨，主要还是在做孙子的文章；到写三稿，则变成围绕毛泽东做文章，围绕毛泽东对孙子肯定过的东西做文章。他的精神天地和研究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道路越来越狭窄了。
这里的“古为今用”，不过是用讲孙子来突出毛泽东，宣传毛泽东。可以理解的是，三稿写于“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个时候，除非不动笔，只要动笔，就只能这样写，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整个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情况基本相同。
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35岁写出一稿到80岁写完附在四稿后的《再版的话》，前后历时四十五年。遗憾的是，1989年6月出版的《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中有关孙子的文章，只有作者的第四稿即《孙子译注》的《前言》和《再版的话》，一共不到二万字。
公正地说，郭的成果应该包括他写的一二三四稿，把它们集中到一起，才能显示郭化若是真正的孙子兵法研究的专家和权威。尽管这些文章一稿不如一稿，但一二三四稿还是各有所长，各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