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朱可夫的政治浮沉
作者：丁明
战斗结束了，朱可夫拱手交出了帅印。但是，硝烟并没有完全散尽。人们还想进一步搞清楚，发起这场战斗的原因何在?
有人说，丢开表面现象，真正的内在原因，是赫与朱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赫鲁晓夫以改革者自居，军队的改革是他全盘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朱可夫则死死抱住军队这一摊，不允许赫鲁晓夫插手，更不允许他搞改革。于是，二人之间便水火不相容了。这里涉及到朱可夫对军队改革所持的立场。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是怎样说的吧：“朱可夫不像你看到的许许多多穿着制服的笨蛋那样，他懂得减少我们军费的必要性。我们限制了司令员的人数，削减了某些军官的薪金……。削减是朱可夫提议的，而我无条件地支持他。”“我们在领导层达成协议，把我国的常备军队减少一半，这也是根据朱可夫的创议。”“我特别喜欢朱可夫的一个建议，即我们应当对我们军队的领导人规定年龄的限度。朱可夫提出，我们军区新的司令的年龄，不要超过50岁或55岁。”从这些赞誉之词中，完全看不出二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有什么矛盾，更看不出朱可夫如何保守。相反，朱可夫好像比赫鲁晓夫还要积极，还要开放，两人之间的配合似乎也不错。
那么，原因何在呢?
我们再来听听两位当事人是怎样说的。
据说，罢免朱可夫不久，在一次华沙条约组织国第一书记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经谈到：“朱可夫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但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的智慧就不够了。他就曾经想搞冒险行动，要成为专权者。”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像躲过了一场灾难般煞有介事地告诉各国领导人：“他现在已经去钓鱼和捕蝴蝶去了。这种危险不可能发生了。”
赫鲁晓夫另在其《回忆录》中认为，一举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之后，朱可夫“僭取了很大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成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
意思很明显了。与前面提到的中央全会所作“决议”相比，赫鲁晓夫的这几番谈话，无疑给朱可夫扣上了更为严重的罪名。这就不单单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了。
朱可夫又是怎样说的呢?
60年代中、后期，在朱可夫写作《回忆与思考》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出版社的编辑曾帮他筹备出版事宜。时间一长，彼此之间熟悉了，谈话也就随便了。有一次，安娜问过朱可夫：“赫鲁晓夫为什么免去您的国防部长职务?”朱可夫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当他(指赫鲁晓夫)受到威胁时，我用军队支持他。那时，他真诚地感谢我。但同时又想：如果朱可夫想代替他该怎么办?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已经成为总统，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我也想当国家元首。这简直是胡思乱想。我是军人，军队是我的直接职责。我从来没有想过取得国家权力。”“当然，我像任何人一样，在工作中犯过错误，也有缺点，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在苏军中设立政治部。党的命令对我来说，从来都是法律。”
如果这段对话是真实的话，那么，不难看出，事隔十多年后，朱可夫不仅对这个事件仍记忆犹新，而且，在经历了长久的反思之后，对于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也作出了合乎逻辑的推断。用俗话来说，跟斗虽然摔了，还摔得不轻，但毕竟捡了个明白。
当然，应该看到，朱可夫的推断比较简单，而事件本身却并不简单。
许多人对此作出过许多种推断。我国前驻苏大使刘晓在其《出使八年》一书中谈到：1957年10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机场迎送苏联议会代表团访华返莫，米高扬在机场曾就不久以前罢免朱可夫一事，向他作了通报和“权威性的解释”。米高扬是这样说的：“苏共中央要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军队中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朱可夫拒不执行中央这个方针，坚持军队首长制，反对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要建立朱可夫的个人领导。”“朱可夫现在还未追求军队以外的其它目的，虽然他没有这样做，但必须防止。”
与赫鲁晓夫随心所欲的讲话相比，米高扬的解释显然要严谨得多。至于真情到底如何，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心里有数，只是不会从嘴里说出来罢了。
朱可夫两次动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这无疑是他的功劳，他也因此而东山再起。可是世间的事物往往有一利，就藏有一弊。战胜了敌手之后，获胜者一方面感到喜悦，另一方面又会感到恐惧：朱可夫可以帮助你，但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进而打垮你，都是因为他有这个实力。在政治斗争中，实力是决定一切的。而掌握实力的人，最容易让人产生疑虑。中外历史，无一例外。
赫鲁晓夫是一个善搞权术的政治家。对于“六月全会”以后威望日增、权倾一方的朱可夫，他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不管朱可夫有没有政治野心，仅凭其手中握有的权力，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就无法高枕无忧。
于是就有了把朱可夫派出国作长期访问的策划。有了赫鲁晓夫的基辅军区之行；还嫌不够，又有了朱可夫一回国直接“押至”主席团会议群起而攻之的场面；直至“十月全会”上最终摘掉了他的顶带花翎。紧锣密鼓，丝丝入扣，大获全胜。1957年在苏联是真正的赫鲁晓夫年。他不仅一举击溃了“反党集团”，掌握了最高权力；而且还巧妙地除掉了朱可夫，消灭了身边的“隐患”。再加上卫星上天，农业丰收，得意忘形的赫鲁晓夫被风行全球的美国《时代》周刊宣布为“1957年新闻人物”。在这家杂志1958年第一期的封面上，赫鲁晓夫满面笑容，头戴一顶形似克里姆林宫的王冠，手里捧着一颗人造卫星。
正如前文所述，登上了政治顶峰，往往意味着下降的开始。赫鲁晓夫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长于权术的政治家偶一疏忽，竟被人用他当年除掉朱可夫的方式回敬了他，而且最终被送到了与世隔绝的乡间别墅。
两位历史人物均已作古。对于人民来说，那位精力充沛、诈诈唬唬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形象已经淡漠了，而在战争中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朱可夫元帅，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国在世界地位的下降，引起了人民越来越多的思念。1995年5月，在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50周年的欢庆日子里，在红场附近，矗立起了一座朱可夫的铜像。朱可夫身着戎装，精神抖擞地骑在一匹战马上，用深邃的目光遥望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