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8期
宋美龄与美国“院外援华集团”
作者：●佟静
在宋美龄亲自指挥下,美国朝野有了一支为数不少的亲蒋队伍,特别是国会中最热衷于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的议员在援华问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让这些亲蒋议员发挥更多作用,国民党驻美大使馆替议员们代笔起草在国会上支持蒋介石的演讲稿。为了保护他们,大使馆未向上级报告这一隐情。因为书信电文在途中难保被截取,一旦泄露,就会使国会中这些亲蒋议员们大丢其丑。
议员中最为凶恶的是麦卡锡,他直接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主要论点被挂上阵了。他坚持说,美国的远东政策是由共产党人制定的。由于调查后证据不足,大多数人不相信此一论点。但也有人接受了这个“院外援华集团”精心炮制的所谓共产党影响论点,强调中国大陆的丢失,就在于杜鲁门的援华政策有问题。
此时的杜鲁门可谓是“两线”作战:一方面,共和党无时无刻不在设法从他的手中夺回白宫,中国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利器;另一方面,国会内的中国游说团则利用援欧计划作为借口,压迫杜鲁门政府同样给予蒋介石以援助。
蒋氏夫妇的苦心经营总算有了结果。当时称为“中国集团”的亲蒋派已有能力迫使国会通过援蒋议案。
于是,如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参院及众院两外交委员会昨日通过议案,将尚未动用的一亿零三百万美元援华拨款期限延长一年,到1951年6月底,参院外委员决议表示希望至少将五千万美元用于援助中华民国政府,包括台湾及海南岛;众院外委会决议则表示希望至少将四千万美元用于同一目的。”
再出“高招”
国会既然倾向于接受“院外援华集团”对中国问题的见解,美国新闻界相应出现这种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纽约时报》态度变化的例子,足以证明“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新闻界的影响程度。
早些时候,《纽约时报》的社论曾劝告美国人民不要对共产党中国持偏见,但1949年的社论就开始抨击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之后,又发表社论批评马歇尔将军,说“马歇尔将军担任驻华特使和国务卿的这段经历是美国外交史上黑暗的一页,美国之失去了中国这样一个盟国和朝鲜战争的爆发都归咎于此”,清楚表明了它的亲蒋立场。它已经不仅仅是报道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而且成为了这场争论的一方了。《纽约时报》是全美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和期刊变化的典型代表,它之所以转变,或许可以从顾维钧的回忆中找出一点端倪。
1950年4月10日,台湾当局电示顾维钧邀请美国记者、出版商及电台评论员,以中央社客人的身份去台湾观光,报道当地的情况。顾维钧又从陈之迈那里获悉,请美国新闻界等方面的人士访台的全盘主意出之于宋美龄。尽管顾不赞成此事,担心会给美国政界的反对派以口实,但他得知,纽约的孔令桀早已直接通过董显光同罗伊?霍华德及其他记者进行联系,对这次访台计划作好了周密的安排。对于第一夫人的“高招”,大使先生只有感到无可奈何了。
5月9日,蒋介石接见了刚到台湾的美国报界、广播界和专栏作家访问团。会上,他向他们发表一项声明,呼吁美国像苏联帮助中共那样帮助他保卫台湾。宋美龄这一手可谓一箭双雕,既与美国新闻界联络了感情,又为夫君传播了思想。
频起波澜
“院外援华集团”活动频繁,引起了国会中反对派的关注,参议员麦克马洪和莫尔斯,都是请求调查“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的发起人。当时在《华盛顿邮报》上还刊登了德鲁?皮尔逊责难美国军援款项被贪污和滥用的几篇文章,而“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则被指用美援款项来影响国会。
1949年初,美国纽约州共产党组织的一项报告中曾指出:一个强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正在华盛顿活动,设法影响我们的政府当局继续支持反民主和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分子。这个消息促使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建议“院外集团调查委员会……调查目前为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利益而在我国进行着厚颜无耻的走廊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人员”。曼斯菲尔德的提议没有被国会采纳,但是人们却继续不断地注意着这个“院外援华集团”。
美国《国会季刊》在1951年对“院外援华集团”进行研究时发现,“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商业的、军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都从不同的方面牵扯进来了。”
杜鲁门总统也对宋美龄等人的活动极为反感,他曾对他的夫人说,他为自己不是和那种女人结婚而感到高兴。他还说,“如果他按照她对美国的要求办理”,那他就“该死”了。根据国内舆论的要求,杜鲁门曾下令对宋氏家族在美财产进行调查。
为了阻止国会调查,蒋介石夫妇又使用起金钱手段。1951年8月,参议员布鲁斯特获悉,前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前海军部长约瑟夫?沙利文曾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分别从台湾的国民政府得到七万五千和五万美元的酬劳。因此,布鲁斯特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催促国会对“中国院外活动集团”进行调查。
但是,调查“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要求并不像参议员布鲁斯特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被弃了。9月,又有几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企图影响美国政策,揭露魏德迈和鲁斯与“院外援华集团”的联系,以及杜威州长和秘书被国民党政府收买的内幕。
此时,宋美龄的外甥孔令桀不无炫耀地对台湾驻美的顾大使说,他有效地对付了参议员麦克马洪和泰丁斯把他牵连到“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调查中去的企图。其实,手段不过是他先设法探听到两个议员的一些隐私,然后分别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坚持要调查,他将把他了解到的他们不光彩的历史公之于众。
如果说宋美龄1948年赴美乞援在与美国官方交涉中没有收获,那么客观地说,她在私下的“交易”中收获是不小的。她指挥着一批人拉拢和收买政界、军界、商界、宣传界和宗教界人士,逐渐形成了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台湾学者都认定宋美龄是“院外援华集团”的领导者或推动者。这个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大影响着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帮助蒋介石逃脱了濒于覆灭的命运。
历史进入到九十年代,人们已不再关注或谈论什么“院外援华集团”了,但无庸讳言的是,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今还可以看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影子,只是其称呼已被美国记者变为“赢得朋友的台湾模式”。应该说,今天的台湾比宋美龄当年是既有实力又有手腕了。但是洞察他们的“金钱外交”,其实就是:无孔不入、不择手段在美国“政治市场”发动金钱攻势,笼络、收买政客、传媒和各界人士,使其影响美国的对台政策。他们称之为“渡假外交”、“实务外交”,就其手段来看,都不过是宋美龄当年搞的花样的翻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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