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9期
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
作者：丁群
1947年5月17日，苏军司令部通知关东行政公署和中共旅大地委：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首的视察团，将于6月初来大连视察。除要求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不能染指大连的事务以外，还宣布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并且限定在5月23日到27日这5天内完成。
事隔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刘顺元说起那时的所谓货币改革，仍然非常气愤。
他说：“苏联人到东北以后，便滥发军用券。那种券纸质很差，印上1元、10元，上面用中文写着‘东北地区通用，拒用者按军法惩治’。他们靠这种军用券，把东北的许多物资弄走了。由于没有限制地滥发，这种军用券究竟发了多少，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数。以后国民党派视察团来，要求接管大连，他们怕已经接管了东北许多大城市的国民党，拿这种军用券来大连抢购物资，又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来个货币改革。就是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才能继续使用。盖印前，还要在军用券上贴一张印的小纸条，把原来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面值较大的货币。这种办法，实际就是货币贬值，农民养的一只鸡，转眼就成了一只鸡蛋了。除了货币贬值，还实行现金管理，规定凡超过多少数额以上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听候处置。这就等于把群众手上多余的钱都没收了。”
在苏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梅尼兹柯夫元帅陈述了利害：“采取这种办法，一下子就会把旅大的经济活动搞死了，工厂没有流通资金，资本家也会恐慌起来。”梅尼兹柯夫蛮横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刘顺元要求宽限几天，以便再收购一些粮食，现在仓库里存粮不多了。梅尼兹柯夫一句也听不进去，说：“必须如期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并且指示刘顺元以关东行政公署的身份，到大连电台去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心想，东北的解放战争已开始进入反攻阶段，我们中国共产党快要进入关内外的大城市了。按你们这一套广播出去，各地的资本家不都要给吓跑了吗？他坦率地告诉梅尼兹柯夫：“货币改革的任务保证按期完成，但是我不能到电台去作这样的广播。”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难容忍的事：签订中苏电业合作、渔业合作、盐业合作、石油合作以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的几个协定。签约的一方是关东行政公署，一方是苏联对外贸易部的代表萨瓦斯基。刘顺元晚年回忆起这段史实时说：苏联怕国民党政府来接管大连，便把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统统改为“中苏合营”，实际上我们挂个名，还是由他们控制经营。如果国民党来接管大连，什么协定都签好了，国民党只能捞个空的大连。苏联人真厉害，他们并没有出一分钱，就把理应完全归中国所有的企业，改成中苏合营企业，占有一半的股份和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一天早晨，刘顺元突然接到准备签约的通知。
他心里一怔：怎么还没有进行任何商量就要去签协定呢？他耐着性子问：“还要哪些人去？”“其余的人由我们通知，不需要你们管了！”
苏军司令部跳过中国的行政机构，直接通知中国官员去开会或办事，已经习以为常。这次由平等的双方签署合作协定，依然是这样的目中无人。
刘顺元匆匆地赶到位于中山广场的大连苏军司令部。按照对等原则，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到了，大连的少将司令官应该出面接待。但是苏军出来接待的只是一个少尉，而且只是把刘顺元迎到会客室里坐下，连茶也不倒一杯。刘顺元感到受了侮辱。
在会客室里坐了两个小时的冷板凳，也不见任何需要会谈和协商的迹象。到了将近午饭时分，那个少尉才出来通知说：“签协定的地点，已经改在旅顺的总司令部，请你马上到旅顺去！”
刘顺元的两道浓眉拧成了一个疙瘩，冲着这个少尉说：“这样还搞什么中苏合作，你们完全是把我们当儿戏嘛！”
刘顺元遏制着一腔怒火，在大连草草吃了午饭，便赶到40公里以外的旅顺去。
一进入旅顺苏军总司令部的会议室，发现迟子祥和有关的厅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刘顺元问：“你们看到协定的草案了？”“没有，他们说文件还没有翻译好。”这时，指针已指向下午3时，看来苏联人这样拖延时间，又规定今天必须签字，是不允许我方作任何讨论修改了。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苏军总司令部的一位少将才陪着萨瓦斯基走了进来。刘顺元终于忍不住满腔的怒火，指着萨瓦斯基责问道：“你是苏联外贸部的代表，应该懂得一点礼貌。你们为什么要我们从上午9点等到现在，地点也变来变去？”萨瓦斯基嬉皮笑脸地说：“搞文件很麻烦，我们还要向上面请示。现在文件搞好了，可以签字了。”
事情果然是这样：苏联人在事关中国权益的问题上，竟然不允许中国人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这哪里是什么平等合作？
说话之间，几份打印好的中苏合作协定，已经端端正正地摆上了会议桌。萨瓦斯基扬手请迟子祥、刘顺元等入座签字。刘顺元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你们要向上级请示，我们也要带回去向公署办公会议汇报。”
萨瓦斯基脸色阴沉了下来：“关东公署的有关人员都在这里，还要向他们汇报什么？”
刘顺元的脸气得煞白：“你们没有跟我们商量，就要我们签字，这不是把关东公署当成你们的橡皮图章了吗？”
萨瓦斯基明知无礼，只好狡辩说：“你还不相信我们苏联吗？协定规定中苏双方各占50%的股份，中方当董事长，苏方当总经理，这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条款了，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再说，国民政府的视察团快要来了，你难道要把这些企业交给国民党吗？”他又踅到刘顺元身边说：“签订这几个协定，你们是不会吃亏的。留德尼科夫上将还在等待你们参加签订协定的庆祝宴会哩！”
刘顺元心里七上八下，焦躁透了。上前签字吧，实在气人；不签吧，关系会彻底破裂；向上级请示吧，现在能找到谁？再说，南满分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旅大的事，商量得通听你们的，商量不通就听苏联的。几个念头在脑子里打架，最后考虑地委已经认定，签这几个协定对眼前恢复生产、改善工人生活有利，他只好忍气吞声地走到会议桌前，刷刷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会议室，伤心地返回大连住处了。
刘顺元的名片还摆在苏方的宴会桌上，而他的座席又被安排在留德尼科夫上将的旁边。苏方人员因主宾拂袖而去，也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恼。
刘顺元的夫人鲍有荪发现夜间归来的丈夫脸色非常难看，便问他为什么事这样生气。刘顺元扼要地说了当天签约的经过，说：“我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了。如果再忍下去，我也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鲍有荪说：“你这样抵制他们，他们会用反苏的大帽子整你的。”刘顺元说：“不管他了，我认定挨整倒霉了！”
刘顺元准备大祸临头，果然最后的决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就在1947年6月3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一行12人到达旅大的前夕，苏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和布置应付国民党视察团的工作。这时大连的苏军司令官，已由中将、少将降格为上校。跟以往开会时的情况一样，驻大连的苏军司令官格里格耶夫上校一个人坐在台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统统坐在台下。接着便由台下的官员依次站立起来汇报工作，格里格耶夫听过汇报，作出指示以后，这个官员才能坐下。
格里格耶夫知道刘顺元不吃这一套。他没有要刘顺元当场听取他的指示，而是散会以后将他单独留下，拿出一张纸条字斟字酌地交待说：“请你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去作广播演说，说明第一，这个政府是经过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行使职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老百姓服务，做了很多好事的……”
刘顺元越听越生气了：“你讲的这一套，全是假的嘛！你说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的，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听命于你们。现在你们要我去作这样的广播，不是要我昧着良心去欺骗中国的老百姓吗？”
刘顺元霍地站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说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
刘顺元胆大包天地说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以后，便噔噔地离开会场。从此，他便称病告假，不再出席苏军司令部举行的任何宴会，包括庆祝苏军解放旅大的重要宴会。接着又打报告给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要求辞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