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9期


英国投下对新中国的赞成票

作者:王建朗




  在最后关头,英国退却了
  
  看起来,数天后英国投票政策的改变已是确定无疑的了。然而,正在这箭已上弦之时,来自美国的强烈反对动摇了英国业已确定的投票政策。6月17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约见英国驻美公使,转达了艾奇逊对此事的严重关切。他称,英国的这一举动意味着向苏联人的讹诈屈服,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同日,美国驻英使馆一秘特瑞姆布尔拜访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斯特朗说:欧洲复兴计划的基金虽已获得华盛顿方面的批准,但尚未拨出,国会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正在进行之中,英国在这一时候赞成接纳北京政府,必将引起风波,产生不幸的影响。
  面对美国的反对,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起初还企图硬着头皮熬过去。外交部副次官狄克逊以及斯特朗等人认为,现在要改变决定,已经为时太晚,因为英国已经走得很远,不仅将投票决定通知了友好国家,还通知了苏联。狄克逊要求联合国司的官员起草一份答复,向美国解释英国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决定。
  然而,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在最后关头还是作出了让步。18日深夜,英国外交部急电其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代表团,声称在次日召开的国际儿童基金会上仍按原来的办法投票,但预定 在7月举行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上投赞成票的立场则未变。6月23日,英国外交部联合国司官员提出备忘录认为在经社理事会上取得成功是有可能的。胡切森也致电外交部,希望确认在经社理事会投赞成票的计划,并要求授权他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
  然而,一桩突然事件的发生,再一次推延了英国投赞成票的计划,这就是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外交部6月27日致胡切森电即改变了声调,该电称“我们在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投票问题已经因朝鲜最近的局势而复杂化”,外交部目前尚不能就如何投票作出明确答复。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应采取强硬政策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和加强。6月28日,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致外交部电称,如果英国在经社理事会投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如果我们还游说其它国家的代表以获得支持,我们将要冒大大激怒美国舆论的风险。
  6月30日,英国外交部致电驻联合国代表团,取消原定在7月3日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上支持中国的决定。
  
  艾德礼说,美国把中、朝问题搅在一起是愚蠢的
  
  朝鲜战争的爆发,尽管使英国的投票政策又一次发生变化,但远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联合国的大门就此对中国关上。至少在朝鲜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它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朝鲜战争还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更加突显出来。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危机,有的国家提出了把在朝鲜取得共产党的合作与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联系在一起的方案。
  美国反对为了解决朝鲜问题而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它甚至还提出,只有在朝鲜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英国坚决反对美国的意见,首相艾德礼表示,“美国人把中国问题与朝鲜问题这样地联系在一起是非常愚蠢的。”
  8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艾德礼在总结时说,英国不允许把自己置于似乎阻碍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地位。
  英国很快便实践了这一原则。8月3日,重新回到安理会的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要求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议案,英国投了赞成票。该提议未获通过。这是英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第一次投票支持苏联提案。但须注意,这只表明英国支持列入议程,并不表明英国在讨论后的表决中会对变更代表权投赞成票。8月11日,贝文致电弗兰克斯,要其转告艾奇逊,英国政府认为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与朝鲜问题牵扯到一起是不明智的。如果中国代表权问题单独提出,英国将不得不投北京政府的赞成票,即使赞成票未获多数。
  在解释英国为何必须投赞成票时,贝文指出,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亚洲问题,英国一直把亚洲视作一个整体,不能无视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国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西方国家没有权力仅仅因为他们不喜欢其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就拒绝接纳北京政府。”英国将选择适当的时机,投中国的赞成票,尽管这一决定在美国不受欢迎,但英国必须这样做。
  对中苏关系的考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贝文提出:“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斥于联合国之外,如果西方对它继续怀着冷冷的敌意态度,即使它想摆脱莫斯科的时机到来时,它能够认为除维持与莫斯科的关系还有其它的道路可走吗?”
  
  
  英国代表终于在联合国大会上投出了赞成票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定于9月19召开。8月底,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依,通知他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李一氓等为中国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要求他转告有关方面,并立即办理中国代表出席本届联大的一切手续。该电还指出,联合国至今还容留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也漠视中国人民的要求。
  9月4日,英国内阁会议讨论和认可了贝文关于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备忘录。次日,英国联邦事务大臣致电英国驻英联邦各国高级专员,要求他们将英国内阁的决定通知其驻在国政府。9月15日,在纽约举行的英美法三方会谈中,英国代表贝文表示,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我们过去一直未这样做,结果使自己处于很糟糕的境地……我们非常愿意与美国协调一致,但我们在远东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美国方面显然早已知道了英国政府此番要投赞成票的决心,同时,也是由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现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大(此时联合国59个成员国中,只有16个承认了新中国),美方此次的态度倒显得颇为宽容,不再对英国的决定表示反对。艾奇逊只是要求应尽可能少地展现英美之间的分歧。他估计苏联代表将会在大会开幕那天的会议上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避免辩论过程中呈现分歧的尴尬局面,希望尽可能减少辩论时间,尽快付诸表决。
  尽管英国确定了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但在具体操作上也煞费苦心。它担心苏联首先在联合国大会上以激烈的措辞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对美国大加攻击,造成会议的紧张气氛,这将使英国在投票时处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投票赞成这样的苏联的提案将会使美国大为不快。因此,英国向印度表示,它欢迎印度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希望印度能在苏联代表之前提出提案。
  英国和印度代表与联大主席及秘书处之间就会议的安排问题进行了秘密磋商。9月19日,在联大第一次会议上,印度未出意料地首先提出了提案,结果以18票赞成、33票反对及10票弃权而被否决。英国代表终于投了酝酿和犹豫达半年之久的赞成票。苏联代表随后又提出了要求驱逐国民党代表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同样未获通过。英国对苏联提案投了弃权票。
  大会期间,古巴代表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提出一项提案,其要点为一个国家能否取得联合国的代表权,应以该国是否能够和是否愿意实现宪章的宗旨并遵守其原则为依据。不久,英国提出另一项提案,即是否承认一个国家代表权,应取决于那个国家是否有效地控制着该国全部或几近全部的领土,以及该国政府是否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服从。显然,关于联合国会员国资格的这两种准则,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代表权问题。它反应了英美之间的分歧。由于在辩论中各方意见无法统一,遂决定将这一问题提交一个14国小组委员会去协商。
  贝文对联合国的成员状况与投票结果颇为感慨,他在9月21日致外交部电中说道:“这真是不幸,与拉丁美洲比较起来,拥有众多人口的亚洲在联大只有很少的投票权。拉美国家对亚洲事务很少或根本没有兴趣,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更易受其它考虑的影响,而无视在他们看来是如此遥远的地方的局势的危险性。”
  按照原定的计划,一旦英国在联合国开始投赞成票,由此开始,它就必须在所有有权决定其代表资格的联合国组织中继续投赞成票。因此,英国此后还在经社理事会等组织中投了支持变更代表权的赞成票。
  遗憾的是,英国的这一投票政策并未能持续多长时间。10月下旬,中国军队入朝参战,战争升级,英国的政策又一次进入动荡摇摆之中。
  1951年2月 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后,在各种压力之下,英国的投票政策出现倒退。
  英国为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投赞成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英国为此而作出的努力是认真的。处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处于中美两国的夹缝之中,英国自有苦衷。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彷徨后,英国终于跨出了艰难的一步,这一步是不应被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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