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
作者：■ 杜润生
新的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报告，把过去好的经验都肯定下来了。确定了土改应照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在政策方面也按新民主主义的战略方针，保护中农，保留富农，保存私人工商业。还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允许自治区对民主革命程序自行决策。特别对于西藏，允许1957年以前不搞民主改革，对内蒙古也实行特殊政策。会议传达下去，全党一致表示拥护。
对中央的上述决策全党是一致拥护的，但在另一方面，各地方在运动进行中特别是在运动高潮中，总是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和正确执行政策这两个方面如何协调?如何找一个平衡点?为此有必要回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及实践当中的许多教训。
就在太行的经验来说，抗日战争初期是部署游击战争，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所执行的总政策，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团结一般的群众，而且还要团结地方开明人士；不消灭地主，不分配土地；只是减租减息，负担政策上实行累进制的合理负担；五种经济并存，公有制企业只有几个军工场，规模不大的公营商业；到1940年提出，政权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三分之二是非党人士、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同时还提出“保障人权”的口号，不准乱打、乱捕、乱杀，要建立法律秩序，有法律、有政府，不能无法无天，无政府。1940～1941年时，北方局书记彭德怀还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后来延安整风时受批评)。当时的这一套政策，对于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团结各阶层力量对付头号敌人日本侵略者是有效的。但是开始一段，约在1937～1941年前，轻视了发动群众，地方工作浮在上层，没有树立起深厚的群众基础。
后来准备开党的七大会议，刘少奇在处理新四军事件后，回延安路过太行，沿途讲抗日统一战线要依靠群众，不是光靠政府的行政措施。政策还是减租减息，停止土地改革，但为了巩固根据地，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加强统一战线，使我党在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中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刘少奇一路鼓吹这个道理。1942年在邓小平(军政委员会主席)主持下召开高干会议，布置对敌斗争和开展群众运动。李雪峰当时是太行区的党委书记，他在运动开始就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运动中创造了诉苦、回忆、说理斗争的方式。通过诉苦特别是揭露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然后依法讲理，清算剥削债，这很有利于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
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各解放区在减租减息口号下发动群众，都取得了预期效果。
1946年中央下达“五四指示”，叫“一条批准，九条照顾”。这时抗战胜利，转入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党中央决定可以进行土地改革了。一条批准，是允许群众无偿没收地主土地。九条照顾是：严格保护中农，照顾工商业者、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民主人士，给地主留下土地，给生活出路，不准扫地出门。“五四指示”总结了苏区时代和抗战时期两个阶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土改，提高了群众阶级觉悟，壮大了我军我党力量。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参军热烈，刘邓大军南下，带了5个纵队，成为解放全中国的一支主力军。
到1946年底，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解放区完成了土改。这时刘少奇和中央工委离开延安到阜平，在1947年秋季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强调打乱平分。会议对于过去几年土改工作的估计，强调工作不彻底，没有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认为所以不彻底，原因是干部队伍成分不纯，因此提出两条：一是贫雇农路线，一是要纯洁队伍(晋绥区叫“搬石头”)。因此出现了一些“左”的东西。本来地主富农的田已经分了，还说不彻底，地富已扫地出门了，再分只能分干部的和中农的。而对于中农，党是一贯坚持保护政策的。对群众的过火行为，采取纵容态度，一切由群众说了算。“搬石头”引发了斗干部，结果几天工夫就打死了一批基层干部。晋绥、冀鲁豫最厉害，晋绥像领导干部刘亚雄、牛荫冠的父亲，都是开明士绅，一直支持我们的，本想保护一下，但就是通不过。有些地方群众乱打人乱杀人，实际上部分地反映群众怕变天，怕报复，因此不斗则已，一斗就要过火，违反政策。
那时区党委派我到尚属国统区的山西太原，作为刘邓一二九师代表，参加和平谈判三人执行小组(组长陈赓，副组长是刘建勋和我)，和国民党、美国人谈判。为维持停战秩序，沿铁路下去检查，一路被逃亡地主包围，我们走到哪儿，他们追到哪儿，诉我们的苦。这些逃亡地主给阎锡山增加了一部分反共力量。陈赓同志向毛泽东寄过一个报告，建议土改中禁止乱打乱杀。后来毛主席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任弼时也作了报告。肯定土改成绩，纠正土改中的偏向，着重讲了总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关系，后者一定要服从前者。
1947年夏，我从太原调回来，随刘邓大军南下，担任中原局秘书长。1947年6月我随陈锡联纵队渡过黄河。因为行军停不下来，不能搞土改，为发动群众，就打土豪分浮财。把贫雇路线带到新区，当时已感到这是走过场，不会收到实际效果。毛主席曾发电给小平同志，征求党在新区执行政策的意见。后来小平给中央写报告说，南下沿途分浮财打土豪，不是个好办法。群众知道你呆不下去，是路过一下子就走，白天分，晚上就送回去了。而且群众觉得这样拿上人家的东西没道理，人家又不在家。新区实行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不利于我军就地解决粮草问题，把自己弄被动了。既然没有新政权，可以利用旧政权，没有新秩序，可以利用旧秩序，这样对作战是有利的。毛很重视这个报告，立即转发全国，批文指出：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时规定，中央局和省委每个季度或几个月，都应向中央写综合报告，报告执行政策的情况，并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几句有名的话。
在河南一带，土改完成较早，我军给养是靠后方用小车推，加上就地筹措，还算有保障。到大别山以后，搞了一阵打土豪分浮财，搞得群众都跑到山里不回来，增加了供应困难，难以立脚。后来部队分散开来，停止打土豪分浮财，供给就好办一些了。我带中原局机关人员在金寨一带，为了站住脚，也以安定秩序为主，原来老苏区的积极分子，此时才敢出头替我们办事。从大别山退下来，就进一步改变了做法，邓的报告就是对上一段经验的总结。后期我随刘伯承到淮西，以一个旅兵力组成淮西支队。我兼任政委，支队司令员是潘炎同志。在此之前还曾受命组成淮西党委，和张国华纵队一起清匪。其后还兼过豫皖苏四区地委书记(驻阜阳)，搞了一阵土改，先搞清匪反霸作为第一阶段。不久二野、三野会师才回到中原局。此时就准备要打大仗，打淮海战役了。
我大军过江，解放全国，在汉口建立了中南大区领导机关，中南局及时布置力量，准备新区土改。把土改布置下去以后，我下去检查，发现干部对有秩序地进行土改，理解有偏颇，出现了一种“和平分田”的景象。把田地登记登记，然后把地主的田地一分了事。我们布置的第一阶段，要从政治上对过去的宗法社会恶势力进行打击，为土改开路，但未被重视。中央指示，在政策上是既防“左”又防右的，但下边在避免“左”的反思中，又偏右了。因此回来召开会议，讲“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和平分田”。这个用语不确切，反“和平”分田，什么叫“不和平”?下边问我。我说：要经过阶级斗争，打倒地主阶级。第二个意思就是要向群众交代政策，引导群众自觉执行政策，不是把政策拿在手里来约束群众，而是交由群众来掌握，变成他们的自觉行动。第三点，是反对大哄大嗡，不重视培养积极分子，不少场合让勇敢分子成为带头人。其中有些人有缺点可以改造，但有的流氓习性难改。不能把支部建立在后一种人身上。邓子恢针对这一点，提倡个别扎根串联，我加上“三同”，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初是针对中央派大批知识分子到中南参加土改而提出的，用这种行为模式，要求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发现积极分子。有北大的、清华的、南开的、文化界的，由周扬和统战部领导人分别率领。当时江青要到新区搞土改，也三同了几天。1950年1月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让她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14页)。北京来的老知识分子后来见到我说：“三同”使我们了解了农民和农村，终身难忘。
当时广东、湖南两省是我们的两个重点。广东工作由华南分局领导，书记是叶剑英，主持土改工作的是方方同志。他们很重视搞好土改，运动开始后，南下干部反映放手精神不够。中南局就派我去协助一下叶剑英和方方同志。我们去了以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完成土改第一阶段，减租减息、反霸，群众起来了，同时出现了“左”的东西，最突出的问题是对待华侨。比如不少华侨家属是小土地出租者，错划为地主。汇款作为收入，错划为富农。叶要我留下来，继续完成土改工作，中南局未同意，结果把张根生、杜瑞芝留下来并调赵紫阳来任华南分局秘书长。华侨问题本来不难解决，但叶不知听了谁的话，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观点，说现在农村土改放弃领导，引起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这是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按列宁原意，小资产阶级自发性是指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里针对土地改革，是一个误用。叶的讲话发下去后，广东的运动就有点停滞。中南局为此写了一篇社论，发表于《长江日报》，强调说，执行政策，要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行动不能泼冷水，要引导教育，而不是指责他们。社论并非针对广东，是泛指全区各地的。当时陶铸在广西任代理书记，经过一段工作，土改形势很好。中央决定调陶铸去广东，协助叶，替代方方。毛主席曾召集叶剑英、邓子恢、陶铸一起开了一次会议，对叶有所批评，这事情造成了误会。叶以为是中南局反映了什么不实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反映，只是陶向毛讲出，叶在广东，不敢放心用他去打开局面，土改有丧失时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