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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
作者：贾兰勋
秋天的中南海应是很美的,湖水清波荡漾,堤岸垂柳依依,绿树红花掩映着曲径通幽的亭台楼阁和典雅宁静的四合院。少奇同志居住的地方叫福禄居,是一所宽敞的四合院。院中有两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到春天来临,海棠花儿盛开,繁花似锦,格外绚烂,令人赏心悦目、神清气爽。秋天,海棠树果实累累,压满枝头,更是带给人一种特别的喜悦。但进入1966年的秋季,中南海里似乎蒙上了一层随处可感的阴霾,海棠花儿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这种阴沉的感觉,它不仅仅是季节的,更是一种早到的政治上的寒意。
这一时期,离开领导岗位的少奇同志,从一直繁忙、奔波的工作状态中一下子闲了下来,显得很不适应。这中间也曾出席一些会议,当然主要是去做检讨。10月1日国庆节,少奇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
在家中的时候,少奇同志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看书,或翻阅以往的文件,有时还会看到他倚坐在藤椅上静静地沉思,似乎在寻找着不解的答案。烟也抽得更勤了,每次按电铃叫我们进去时,烟灰缸里都积满了厚厚的烟灰。对习惯于除了睡觉、吃饭外就只知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种“闲居” 让他感到痛苦难耐。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能有较多的时间和家人、和孩子们接触了,特别是刚刚6岁的最小的女儿小小。看书时间长了,光美同志就会劝说少奇同志出来,领着小小,在福禄居的院子里走一走,散散心。几年来与少奇同志朝夕相处,随护左右,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与常人不同的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还有随时可能的出行。而这时,我们更多地是在福禄居这个小圈子照顾他的起居。我看到这一时期的少奇同志面容常有挥之不去的忧戚和苍凉,头发也全白了。只有天真烂漫的小小奔跑在他的左右,大声呼喊着他时,少奇同志的脸上才会现出少有的笑颜,一种作为父亲的慈祥和怜爱。就是这种天伦之乐,也并不能完全冲淡少奇同志心底的忧思和沉重,况且这种欢乐又是那样的短暂,很快被接踵而来的狂风巨浪吞噬了。
1966年的10月,在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之流对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进行点名批判,提出了所谓“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批倒批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刘、邓黑司令部”成了造反派的行动口号。这一批判运动也由学校迅速铺展到社会,并愈演愈烈,到1967年的新年开始,变成了对少奇同志的公开的围攻进而揪斗。
就在出席工作会议、遭到点名批判的同时,少奇同志还是对所谓的“路线错误”承担了责任,进行了检讨。虽然已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当前的局面,但是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使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不因他而受到牵连。他善良地希望,通过这种努力,使已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早日结束。作为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更是盼望少奇同志能够早日过关,早日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我们也期盼着主席能出面说话,把处于困境中的少奇同志解脱出来。
虽然已身处逆境,更多的时间是困守家中“闭门思过”,但少奇同志仍时时刻刻关心着外面的世界。眼见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上窜下跳,得志猖狂的嘴脸,耳听着一批老将、老帅不时被诬陷、被打倒的恶耗,还有社会上到处打、砸、抢成风,甚至武斗闹出人命的惨剧,少奇同志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他不知道,一只黑手正向他袭来,一个巨大的网已经向他张开了,很快,他的善良的愿望被撕得粉碎!
第一次在中南海写大标语
1966年的冬天显得格外阴冷和漫长,凄厉的北风响过,大地一片萧瑟。中南海里也是湖水冰冻,枯枝零落。福禄居院中的两株海棠树也早已褪去繁华,迎风而立。新年的钟声响过,对很多人来说,它带来的不是辞旧迎新的喜悦,而是对未卜的前途的担忧,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为国事焦虑而又身不由己的少奇同志又等来了什么呢?
我永远忘不了1967年1月1日新年这一天。这天我值班,具体说是66年12月31日值的班,一直到67年的1月1日。如果说在此之前少奇同志在党内被批判,被降职,对我们确实是一种很大的震动,但我们还心怀希望,盼望着很快能有转机,那么67年新年第一天发生的事,则让我感到震惊和不安。
那时中南海里有个电话39局,那里的工人成立了一个造反队,起名叫做“6711战斗队”,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是颇具寓意的,或者说是早有预谋的。这天早晨还不到5点钟,严冬里的冷风还未刮破黎明的黑暗,突然响起一阵急促和“咚咚”响声,我起身一看,只见有两个人正在敲我们值班室的北面窗户(我们这个值班室就在少奇同志办公室的边上)。因为都是中南海里的人,他们进来之前我接到了胡同口警卫室打来的电话。
面对不速之客,我警惕地问:“你们是哪的?来干什么?”
对方一扬脖子答道:“干什么?我们要造反!要写大字报。”
在我的追问下,他们报出了具体单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擅自闯入中央首长家中造反,这可非同小可。
我说:“那不行,我得请示上级领导。”
对方不耐烦地说:“你可以请示,但得快点儿。”
于是我马上请示中央警卫局值班室。当时我打电话报告说39局总机来了几个工人,要到刘家来造反,怎么办?
值班室的人问:“他们要干什么?”
我说:“他们要写大字报。”
“你等一下,我请示了以后再答复你。”
过了几分钟警卫局值班室打来电话:“只可以在院里,不允许进屋。”
因为少奇、光美同志还没有起床,我把这个通知告诉来人:“你们只允许在院里,不允许进房间。”
“可以。”说着这几个人就往里走。
前面说过,少奇同志住的这个院子叫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院,具体说是怀仁堂后草坪的北面,福禄居与怀仁堂的后草坪中间有一道墙。我们值班室是从西边胡同走进来最西边的一间房子里,通往东边少奇同志办公室及卧室有一道门,平时我们把它锁上。所以要进院里,必须要经过我们值班室的这个门。这时他们通过值班室南边的会议室走廊,进来了四五个人,提拎着墨汁、拿着大排笔,直接在院子里的地上写,不是大字报,是大标语。写完之后,我一看,大吃一惊!赫然闯进眼帘的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歪歪扭扭的字体中,只见那个“奇”字格外刺眼:“大”字写成了一个犬尤,“可”字写成一个句号,乍一看是个“狗”字。把“奇”字丑化,实际是对少奇同志进行人身侮辱。另外还有一条“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写完后,几个人又往少奇同志的卧室张望了一会儿,然后扬长而去。
公开提出“打倒刘少奇!”这在中南海里还是第一次。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中南海写的第一条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在此之前,还没有在报纸上公开点名,尽管他的领导人位置名次靠后了。面对这种恐吓性的侮辱性的标语,我感到震惊和不解:“想不到,堂堂的国家主席,居然顷刻间就以近乎玩闹的形式说打倒就打倒了!虽然这只是几条标语,可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而这些工人又是靠了什么公然到国家主席的住地来造反呢?
不多时,少奇、光美同志起床后来到院里,围着标语看了一下就去吃早饭了。看得出,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
第一次批斗
过了没几天,1月3号,还是我值班。傍晚5点多钟的时候,天刚擦黑,我听见远处胡同口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由于已经有了前两天的体验,我估计说不定又是哪个造反派来造反了。果然,我马上接到了胡同口值勤哨兵打来的电话,说秘书局的“红旗兵团”要来批斗刘少奇。前面说过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面,他们要进来,先要经过怀仁堂的西四院(怀仁堂的第一个院住的是李富春同志,第二个院住的是谭震林同志,第三个院住的是邓小平同志,第四个院住的是陈毅同志,叫西四院)。我们住的这个院大门口正对着西四院的胡同口,这里有一个哨兵,离我们卫士值班室有30多米远,一般有情况,会先给我们打来电话。我急忙又向警卫局报告,警卫局是这样答复的:要批斗,这是群众运动,我们也没办法,你们看着处理。
说话间,这些人正向我们这边走来,而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正在餐厅吃晚饭,我赶紧拿着大衣(那时是军大衣)、棉皮鞋,带着口罩,急急忙忙地跑进去了。当时我很慌,一边帮少奇同志穿棉皮鞋,一边说:“秘书局的群众组织斗你来了,外边很冷,快穿上吧。”因为是冬天,一感冒就麻烦了。光美同志还没吃完饭,见我这样,忙说:“小贾,别着急、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她见我手也颤悠,系鞋带都系不上了,就赶紧安慰我,稳定我的情绪,实际上她比我还着急:到底来斗什么?怎么个斗法?谁也不清楚。这时我就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帮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因为他是假牙,每次吃饭后都到卫生间洗牙齿,正要到卫生间去洗牙时,秘书局的人已从西门进到了院子里,结果这次也没有洗成,就从餐厅走到了院子里。光美同志也来不及穿大衣了,一起站在走廊的门口上接受批斗。这就是有史以来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第一次被批斗。这时已有二、三十个人进到福禄居的四方小院里,站在那里高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刘少奇!”。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严冬里的阵阵冷风吹得人浑身发凉。一开始他们叫少奇同志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上来就扣帽子起哄:“你反对毛主席!”“你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接着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叫少奇同志答复:你为什么说“四清”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交叉?你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还进一步解释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应该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死记硬背。听到这里,造反派大声斥责,说是“放毒”,是对毛主席不忠!又继续围攻了一阵儿,最后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每天看两次大字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在中南海。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由此开始每天晚饭后去怀仁堂门前的广场上看大字报。大约40分钟后,这个“红旗”造反兵团才撤回去。他们限少奇同志在几日内会背毛主席的几条语录。从此以后,我们就用大张的纸抄写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贴在餐厅、走廊、书房等处。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红旗兵团”是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手控制的。
大字报作为政治斗争的特殊产物,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仅成为造反派标榜自己的所谓战斗武器,也是对老一代革命家进行攻击谩骂的惯用手段。记得有一次跟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出来看大字报,碰到了陈毅同志和张茜同志,只见双方相互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默默无语地在一块儿看。很多大字报攻击、诽谤性的语言,令两位首长非常气愤。
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可以说是一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抗战时期,皖南事变后,党中央重组新四军,派少奇同志出任政委,从此,少奇同志与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同志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战友情。和平年代住进中南海,两位开国元勋又成为近邻,见面后本应有一些属于人之常情的问候交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当时高压的环境中,两位老战友都相继失去了人身自由。那时见了面,也只有点头示意,话都不能多讲。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碰面,也有人报告了上去,造反派于是提出,给他俩把看大字报的时间岔开,不能叫他们接头!陈毅看大字报规定一个时间,刘少奇规定一个时间。刘少奇只能晚上去,白天不能去。从此俩人就再也没有碰到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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