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请放下你的棍子
作者：邱 路
表二所列数据中,1962比1957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5比1962年为经济调整时期,1970比1965年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5比1970年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8比1957年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改革开放前21年总的统计。其中除了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因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为负增长,因而增长幅度看起来较高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整个这21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如沙教授等人所声称的那样,“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
为便于读者直观地比较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时期和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情况,我们不妨将三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指数和切实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指数列表说明如下:
三个时期经济总量、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指数:(表三)
由表三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增长率是三个时期中最低的。虽然在牺牲农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工业的增长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但也比新民主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都低得多。当然,沙教授可能会说,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的基数较小,因此经济增长率容易较高,1957年以后经济的基数逐年增大,增长率理应会小一些。但是,1957年经济的基数比1956年又能大多少呢?为什么改造刚刚完成,经济增长率就成倍成倍地往下掉呢?而改革开放后的基数与以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增长率反而相当高呢?
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反映得尤其明显。农业合作化刚刚完成,1957年的粮食产量就比1956年的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了(后来公布的数字略有增长,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修改过的)。以后的情况更加严重。如按人均产量计算,新民主主义时期的1956年已经从1949年的418斤猛增到612斤,改造以后即大幅下降,最低的年份只有400余斤,到1970年也只有586斤,到1975年时才开始多少超过1956年的水平,达到621斤。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均粮食产量才迅速攀升到800斤。
社会主义改造后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有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在表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五”时期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4.2%,改造后则逐年下降,最低的时候干脆成了负增长,到改革开放前,年平均增长还不到2%。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一般百姓可能有着更多的切身感受。在1957年以前,虽然少数工业产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不大好买,粮、棉、油已凭证限量购买,但政府对猪肉、水产、鸡蛋、豆腐之类的主要副食品尚能敞开供应。改造以后则每况愈下,政府一项一项地开始对城市居民实行定量配给,弄得几乎所有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即便如此,商店的货架上还经常是空空如也。对此,沙教授等应当不会没有印象吧?根据上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种种情况,沙教授凭什么说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呢?
说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新民主主义应该按照毛泽东40年代的设想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多搞一段时间,其实也都只是些“事后诸葛亮”而已。无论是二十年前在理论务虚会及历史决议草案大讨论中早就表示过这种意见的人们,无论是十几年前就公开发表文章和著作批评这一点的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还是当今年事已高、久病不愈的胡绳先生,有谁打算要把今天的中国拉回到过去那个时代去呢?讨论和研究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有些什么意义的话,说到底不过就是想要提醒人们:改革开放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千万牢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有一些人不是从生产力的观点出发,不是想办法从民主和法治的角度来解决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总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在邓小平公开批评了这种作法之后,也仍旧有少数人热衷于此。甚至有人著书立说,直接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声称对任何事物都要以其性质作为评判标准,说不问姓“社”姓“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批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民主社会主义。
现在看得很清楚,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已经难以解释当前的实践。不仅单一公有制已让位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份,计划经济已被合理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所代替,分配形式也已经日趋多样化,原来的公有制的概念,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已经大有改变。再加上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而大批国有企业因改革长期不到位却陷于困境,一些人基于传统观念,对自己心目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究竟何以立足难免充满了危机感。但即便如此,难道人们真的认为把中国拉回到过去的年代,恢复“一大二公”、“简单划一”的公有制体制,重新再把毛泽东的“左”的一套请回来,就能解决我们自己所面临的,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自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吗?坦率地说,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确实非常多,但从街谈巷议被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官相护、权大于法,到普通职工迫切需要、至今仍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多少是利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呢?如果沙教授等能够看到这许多问题其实久已有之,不是从十九世纪,而从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来认真检视社会主义,是不是比简单地怀念过去,把一切批评过去问题的人视同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张挞伐,更有益于社会呢?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沙教授等恐怕都不应回避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这50年的历史进程当中,新民主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是经济发展最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同时社会政治生活也最为宽松与和谐的两个时期。沙教授等要想证明自1957年至1978年这21年的成就更大,道路更正确,必须找到真正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仅仅用几条伟人的语录,列举几个含糊不清、时期混淆的数据,是不可能让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巨大好处的众多读者改变看法的。
同样,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沙教授等还应当了解,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今天不管我们的法制健全与否,毕竟不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了,甚至也不是1957年以后那个人治盛行,万马齐喑的年代了。胡绳先生也好,其他先生也好,都有权表达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研究和思考。沙教授等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不论同意与否,恐怕都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地交换看法,为什么非要把问题扯到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的高度上去,禁止别人思想,甚至总是想将对方置于死地呢?请记住:真理不是靠上纲上线和嗓门大取胜的。还是放下你的棍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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