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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中的萧军
作者：张毓茂
萧军说起毛泽东,总是充满尊敬和爱戴的感情。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文治武功,都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延安时期,萧军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书来信往,毛泽东经常邀萧军“惠临一叙”,称赞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萧军是非常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对于领袖给予的关怀和友情,铭刻在心,终生不忘,即使在被严厉批判、遭受不公正处分的20年里,也始终没有动摇对毛泽东亲切的感情。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1938年3月18日。那时萧军想到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投身前线的战斗,为此途经延安。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就派秘书邀请萧军见面。萧军却以不便打扰为由辞谢了。想不到第二天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这下子把萧军深深地感动了。萧军晚年回忆这一往事时,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在延安逗留期间,萧军曾应邀参加了不少活动,又曾见到毛泽东。如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毛泽东看见萧军时就把他介绍给在场的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同志,拉着萧军一起在操场上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地共喝了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壮观的场面,非常投合萧军的脾气,使他激动万分。直到晚年回想起来,仍然神采飞扬,心向往之。
萧军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40年6月,从此生活和工作在延安,直到抗战胜利。当然,这五年,萧军在延安并非一切如意,也碰到许多不愉快的事,但毛泽东对萧军却始终是非常友好的。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仍然存在。它困扰着萧军,使萧军苦恼、烦躁……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开导、宽慰、批评和实际上的多方面帮助,萧军是不可能在延安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的。有两件事萧军一直感念毛泽东。一件是1941年7月,萧军由于同一些同志处不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萧军认为这些同志有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便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去了,以便直接与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毛泽东诚恳地劝阻了他,推心置腹地指出他的缺点。毛泽东的友谊和深情,使萧军产生了知遇之感,他不但留下来,还积极帮助毛泽东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另一件事是由周扬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的。周扬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文章在论及当时延安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萧军看了很反感,便与艾青、舒群、罗烽、白朗等作家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以嘲弄的口吻反驳周扬,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能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接着说,凡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就如周扬同志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这篇文章也寄给了《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因而非常愤怒,就去找毛泽东,请毛主席主持公道。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繁忙的,但还是耐心友好地倾听萧军的抱怨,劝慰了萧军并提出了一个妥善的办法,让萧军把文章登在延安的《文艺月报》上,调解了一场争端。
当然,毛泽东对萧军当时的毛病也看得很清楚,也并没有一味迁就和调和,经常坦率地给以批评,口头上说,书信里也讲。例如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这样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对领袖的指教,萧军是心悦诚服的。无奈秉性难移以及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萧军后来还是屡遭挫折,命运非常坎坷。
卷入“王实味事件”
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在延安,萧军工作在“文抗”,王实味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那么,萧军怎么搅到“王实味事件”里去了呢?说来话长。
王实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加以逮捕。五年之后,王实味终于在山西兴县被杀头。四十九年后,王实味得到平反昭雪……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幻想毛能看在萧军的面上对王实味从轻发落。萧军自恃与毛泽东的友情,便不假思索地答应,并登门说项,想不到碰了软钉子。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但断然拒绝了萧军的说项。毛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虽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话,不再过问这件事,但消息很快传开了,说萧军到毛泽东那里替王实味告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过了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志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散会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屎盆子”之类,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于是形势严峻起来。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了,简直是把四名代表给轰出来。萧军怒气未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说明事实经过,阐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备忘录》。
1942年10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惊人之举真像火上加油,立即展开了激烈论战。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萧军孤身一人,奋战群儒,毫不怯阵,越战越勇。整个两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都想看个究竟。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时辰也收不了场。大会主席吴玉章同志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又想起毛泽东叮嘱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压下怒气,尽力心平气和地说:
“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
会上,有一位作家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盛气凌人地说:
“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立即又爆发了。他腾地站起来,拍案大怒,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拂袖而去。
这次会后,萧军无形中已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罪名。待到1948年秋发生“文化报事件”时,这笔老账就被重新翻出来了!对此,萧军晚年曾自嘲说:“这叫新账老账一齐算!好在我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咬,哈……哈……哈……”
应当说,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惹起的风波,并不是一个成熟革命者清醒的理智判断,而是一种感情用事造成的纠纷,这给萧军后来的政治和文学生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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