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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适夷与周扬关于冯雪峰的通信
作者：徐庆全
周扬信中说,冯雪峰“还是比较公道的”;楼适夷的回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文革”初期,周扬被列入专案审查,冯雪峰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接受监管改造。因当时“四条汉子”被打倒,而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只剩下“鲁迅研究”一个课题,所以冯雪峰一时成了“重要人物”:既要为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写材料,又要为“鲁迅研究”提供材料。周扬所讲的冯雪峰在“文革”中所检查的四点,就是冯在1966年8月10日所写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
不仅在这个材料中,即使在其他场合——正如楼适夷在给周扬的回信中所谈到的,冯雪峰确实没有对周扬“落井下石”:
“文革”中,周扬的一条罪状是“反对鲁迅”,主要是依据《鲁迅全集》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并有了“四条汉子”的说法。这条注释,是50年代冯雪峰同志主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时写的并经周扬审阅过的。加上这条注释,无非是说明该文章的写作背景等问题。在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核对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周扬写的,但是经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他还让我加上了“的”、“稿”等两三个无关紧要的字。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还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当时,冯雪峰同志也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已经被打翻在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冒着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说明事实真相,这种高尚的品德使我深受感动,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周扬出狱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与冯雪峰晚年接触较多的陈早春回忆,在当年有不少人向冯雪峰了解鲁迅,“其中有些往访者,在正式访谈的前后寒暄时,少不了要按江青《纪要》的口径数落一番‘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而把雪峰的遭遇归之于‘四条汉子’,并说雪峰如何正确……雪峰总是解释说:‘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都天真幼稚嘛。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同上书)
这样的事例还可列举很多。冯雪峰这种“比较公道的”和不落井下石的品格,是周、冯二人握手拥抱的契机。
周扬为什么要为冯雪峰的党籍给毛主席写信
1957年,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奉命履行手续,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王士菁:《一个无私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上书)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党籍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但是,他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报道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的消息。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这等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出了个难题,因为“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可以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招呼,“要我们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他也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韦君宜:《纪念雪峰同志》,同上书)
在冯雪峰生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陈早春等同志都在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陈早春回忆说:
(1975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党龄比我年龄还要长的老党员,像一个准备入党的共青团员一样,向我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真挚感情。他告诉我,那几天他正准备清理自己一生的问题,以便写重新入党的材料,并打算向出版社党组织正式提出申请。……我知道,他的这种处境,在当时,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委婉地劝他说:“1958年将您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命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你解决,为你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他像小孩一样问我:“那么你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告以走上层路线的办法,即通过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相当信赖,答应将按我这办法试试看。(前引陈早春文)。
大约就在此前后,周扬来看望的冯雪峰。在两人动情的交谈中,冯雪峰“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的愿望,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也许周扬与冯雪峰一样,认为陈早春的“走上层路线”的建议是可行的。
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已故的温济泽生前也记得,这封信是周扬在病中写的:
1975年周扬出来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一个老朋友时,在食堂碰见了他。他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玩。我的朋友说周扬还是敌我矛盾,我不信,还是去看他。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谈起了雪峰。他告诉我,他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恢复雪峰的党籍。说着,他拿起身旁的信让我看。可惜,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1996年5月24日采访温济泽)
当然,在1976年的处境下,或许周扬自己也知道,这封信“难以生效”,但是,周扬在提笔时并没有考虑“反可招来横祸”的结果。这一举动,是对冯雪峰没有落井下石的最好回应;或许,也可以说是新时期周扬与以往姿态不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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