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编辑《顾准日记》等书的感想
作者：丁 东
我把这些感受,写成了一篇小文章,在《南方周末》上刊登出来,无意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遇罗克的遗作,著作权属于他的亲属。我们知道遇罗克的弟弟在北京居住,但就是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为此,找了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陶洛颂,居住在美国的赵京兴,还找过许多其他朋友,因为搬家,线索都中断了。但这篇文章一发表,我却接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的电话。原来,他读到文章以后,通过《南方周末》的编辑问到了我家的电话。这真是太及时了。当时已经是1998年12月下旬。出版这本书的中国文联出版社已经出了软片,马上就要开机付印。找到遇罗文,不只是取得了著作权人对这本书的认可,他还提供多年珍藏的遇罗克的全部照片,使得这本书大为增色。遇罗文当然高兴。但他的感受是,这本书出得太迟了。遇罗克遇难已经快30年了,平反也快20年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把他用生命写成的文字整理出版,的确愧对这位死去的思想先驱。但思想史从来就是这样严酷,且不说王夫之等古人的例子,就是当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死后三十年才有机会出版;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死后二十年才有机会同国内的读者见面;而王申酉、陆兰秀等思想先驱的遗著,至今还没有问世的机会。
这本书出版以后,我们在北京的三味书屋开了一次座谈会,那天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遇罗勉和当年《中学文革报》的骨干郝治、王建复等人都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心情十分激动。他们在发言中对我们三位编者表示感谢。我觉得,受到感谢的不应当是我们,而应当是遇罗克和他们这些遇罗克的战友。如果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比起三十年前有了进步,那也是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为此坐牢、受刑、甚至牺牲生命换来的。开完会之后,遇罗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儿子那天也去了,回来后一下子变得深沉了。原来,家里人再怎么说他没有见过面的伯父的价值他也不信。在会上听到这么多陌生人发自内心地表达对遇罗克的敬意,他才理解了父辈奋斗和抗争的意义。
三、关于《反思郭沫若》
除了这些有关民间思想的书籍,我还编过一本《反思郭沫若》。
对郭沫若的关注,起因也是研究顾准。顾准在《关于海上文明》一文中说郭沫若可怜。广州的朋友朱子庆让我给《南方周末》写一点有关顾准的文字时,我就这件事谈了一点感想。接着,又写了一篇反思郭沫若的随笔。
郭沫若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显学,本世纪20年代就有研究郭沫若的文章问世,到现在已经70年了。在80年代,对郭沫若的研究达到鼎盛,不但有专门的学术团体,还有专门的学术刊物,研究性、回忆性、传记性和资料性的专著文集更是数不胜数。我不是“郭学”界中人,然而当我浏览了一些“郭学”研究成果之后,却发现他们的基调都是相似的,那就是歌颂或论证郭老的成就。郭老在学术上和艺术上当然很有成就。但这是不是他的全部呢?余生也晚,中学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虽然没有见过郭老本人,但在电影电视上是见过他出席国务活动的,在报纸上也读过他不时发表的表态性诗词。当然,对于他在文革初期和批林批孔中的尴尬处境也有所体会。因此,我感受的郭老,已经是暮年的郭老了。后来,郭老在“科学的春天”开始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得到极高的评价,有与鲁迅并肩的美誉。但我和周围的朋友私下议论时,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郭老的感受与这种评价有较大的差距。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感性认识,不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理性判断。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开始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反思郭沫若的文字时有出现。一些文章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加以考察,从而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种悲剧在每个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千差万别。郭沫若因为经历和地位的特殊,悲剧发生在他身上就有了一种典型意义。虽然许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到目前为止的林林总总的有关郭沫若的出版物中,还没有一本专门把他当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反思的书。于是,我想在这方面做一次编辑尝试。
这本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77年冬天。当时,海南科技出版社的编辑洪声读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问我能不能以郭沫若的晚年为题,写一本类似的书。我觉得他的提议很好。但反思郭沫若的晚年是一个大工程。我推测,陆键东先生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搜集材料到成书,不会少于三到五年。如果写郭沫若的晚年也用这么长的时间,显然不是海南科技出版社的期望。于是,洪声先生提议我编一本书,名叫《说不尽的郭沫若》。书很快编出来了,出版却不顺利,主要是领导有顾虑,于是就把书稿放下了。1998年,老朋友杭海路又和我说起此事,并且建议题目就叫《反思郭沫若》。后来,我得到作家出版社编辑唐晓渡的支持,于是再一次重编此书。
这次编书和上次不一样。《说不尽的郭沫若》一书的内容兼顾了两方的意见,既有批评郭沫若的文章,也有为郭沫若辩护的反批评文章。但这次编书选的基本上都是一面之词。我在编后记声明:“本书的宗旨,不是全面评价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和艺术成就,也不是全面估价郭沫若的文化贡献和历史地位。仅仅是对以前国内出版的各种研究、评介郭沫若的书籍作一次拾遗补缺。因此,本书编选的基本上都是反思郭沫若的悲剧和弱点、对郭沫若进行学术商榷的文章,赞扬郭沫若成就的文字本书基本上没有收入。实际上,对郭老歌功颂德的文章要远远多于反思郭老的文章。我不否认这类文章的价值,但这种文章和书籍已经出得很多了,在书店和图书馆也比较容易找到,我再选似有重复之嫌。再则,如果追求平衡,书势必太厚,定价太高,就增加了读者购买的负担。所以我索性只收一面之词,不求完璧了。”其实,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不便明说,就是怕引起著作权的纠纷。有些人不喜欢这样的书,把他的文章选进来,不征求他的同意,就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而征求他的意见,他能让你的书出不成。有鉴于此,我和唐晓渡反复商量,只好不求平衡了。
书中有我写的一篇文章,名叫《难以澄清的谜团》,在《南方周末》发表后曾引起争议。起因是有一次我到北京医院看望萧乾先生,夫人文洁若告诉我,她听冯家升夫人说起对郭沫若有意见,心里很不痛快。文老师建议我采访一下冯家升夫人张秀玲,当时她也住在北京医院。我和文老师一起去了张老太太的病房,她已经87岁,原先是位画家。我请她提供一些证据,她实在说不出来。但从她一肚子委屈看,冯先生生前为这件事是很不痛快。否则,他也不会和不了解历史地理专业的夫人说这件事。写这篇随笔的时候,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种冒险。我一个平头百姓,又能上哪里查阅第一手资料呢?我只有通过传媒把疑点公之于众。那些批评我文章的人,也承认郭沫若得到了冯家升的帮助,但《李白与杜甫》里又确实没有提到冯家升的帮助。如果我不写这篇文章,他们为什么不主动回忆一番郭沫若请教冯家升的往事呢?
《反思郭沫若》出版以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原因之一,是选了一组有关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真伪的文章。不止一位学者对郭老晚年的反思,都以这些通信为依据,所以我将围绕书信真伪的有关文字编入此书。据我所知,在郭平英起诉陈明远的《新潮》案中,法院只就郭沫若著作权问题作了判定,对书信的真伪并没有判定。书信真伪属于学术问题,无须由法院判决。当时一些报刊发表了批评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书信的文章,却拒绝刊登陈明远方面的辩解,这样有失公平。作为局外人,我没有条件调查事情的全部真相,但我愿意看到争议各方充分发表意见,摆事实,讲道理,特别是希望看到郭沫若书信的遗稿公开发表,这才有助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在20世纪,郭沫若是一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他是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又是革命家、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像他这样多才多艺的文化人是不多见的。20世纪是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异常复杂的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像郭沫若这样参与性很强的人更难以置身事外。郭沫若的文化生涯,正是伴随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而展开的。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登上文坛,经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时期,又进入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逝世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交替的华国锋时期。在他的早年,对于政治权势,特别是对于蒋介石,是敢于蔑视、勇于抗争的。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战线之后,他表现了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在他身后,得到党所给予的高度评价。然而,郭沫若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历史还要看他的言论、文字等等文化活动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知识分子应当在他的文化活动中洋溢着对社会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郭沫若的后半生值得反思之处甚多。当然,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他本人。他的晚年,不幸地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被改造,精神被压抑的严酷环境中。虽然,作为科学界和艺术界的领导人,郭沫若也关心、爱护过许多科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有过一些推动和保护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举措,但是,从总体上讲,他晚年的精神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的,他顺应了那种严酷的环境。这正是他身后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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