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

作者:钱江




  中美双方的回应
  
  当晚,雷阳参加阿尔巴尼亚大使的宴会回来,听取了李举卿的汇报。美国大使的不寻常举动使雷阳想起了临行前周恩来的嘱咐,他马上召开大使馆临时党委会进行讨论,然后把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报回国内。
  倒是美国方面的反应很快,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昨天,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见到了中国大使馆负责华沙会谈事务的官员,向中国方面传递了一份关于会谈的重要信息。在人名上,这位发言人张冠李戴了,但是他说的那个"信息"确实是重要的。
  就在12月4日的晚上,美国大使馆的西蒙思给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指名要找骆亦粟,他在电话里对骆亦粟说:"昨天晚上,我国大使见到了贵国使节,当时有在场的美国记者看到,我国大使将一封信交给了你们。现在我受委托希望证实,这封信你们看到了没有?"
  这个电话的原话就是这样。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旁人在场,美国"联络员"意不在此,他只是要确认,昨晚传达的信息是否已经送到了雷阳的手上。
  骆亦粟回答:"我们收到了美国大使的口信。"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上了。
  这回,轮到中国方面作出姿态了。12月7 日,中国释放了两个美国人,是当年2月16 日乘一条游艇从香港误入广东珠海海面上的一对美国夫妇鲍德温和唐纳德,他们已被拘留半年多了。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曾经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询问这两人的情况,并要求传递这两人亲属给他们的信件。
  中国外交部于11月7日拟了一个报告认为,此举显然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适时(12月初)释放两个美国人。
  12月4日,周恩来就"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11月20日关于此事的报告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定在7日或稍后。"毛泽东即批示:"照办。"于是,那两位美国人回到了香港。
  同时,周恩来看到了驻波兰大使馆发来的关于美国大使的口信,他说:"正好有这个机会,怎么能拒之门外呢?"外交部为此反复向雷阳核实景志成传递的信息。12月8日,外交部指示雷阳,如果美国驻波兰大使要见中国代办,可以见他。
  骆亦粟即于当日奉命前往美国驻波兰大使馆西蒙思的办公室,面交一份外交文件。西蒙思看过信后离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他返回来说,他很高兴转交这个信件。同时还说,12月3日晚美国大使同中国大使馆官员的谈话是"严肃"的,美国重视与中国交流看法。
  这实际上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相互试探了。
  12月10日,骆亦粟与西蒙思通电话,通知他雷阳临时代办希望在次日(即11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当晚23时许,西蒙思回电话,美国大使同意前去中国大使馆会见中国临时代办。
  在电话里,西蒙思问得很细致。他问,美国大使乘坐的汽车是从中国大使馆前门进还是走旁门?骆亦粟回答,还是从大门进来,到大使官邸前停下,到时候我们有专人迎接。
  12月11日,斯托塞尔的座车朝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疾驶而来,他的车上没有悬挂美国国旗,这是为了尽量减少外部的注意。在中国使馆人员的引导下,他的车停在大使官邸门前,雷阳已在那里迎接。
  在斯托塞尔到来之前,雷阳对他作了专门的研究,知道这位美国大使是苏联问题专家,以前在苏联当过参赞,喜欢骑马,为人比较谨慎,富有外交经验。现在他真的来了,雷阳向他表示欢迎,欢迎他来中国大使馆做客!斯托塞尔说,来到中国大使官邸确实使他很高兴。
  雷阳和斯托塞尔在中国大使官邸的会客室进行了会晤。
  会晤中,斯托塞尔明确表示,美国方面愿意恢复华沙会谈,希望通过会谈改善两国关系。
  根据国内的指示,雷阳表示,我国政府也有同样的意愿,具体问题可以再研究。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主要是双方代表见面,共同表达了希望举行新一轮华沙会谈的愿望。双方初步约定,在不久后的1970年1月8日,举行双方代表的第二次会晤,为正式会谈进行准备。
  雷阳即将当日会晤斯托塞尔的情况写成报告,发回外交部。
  次日,周恩来细阅了雷阳的报告,并将报告转送毛泽东。
  这天晚上8时15分,周恩来会见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周恩来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美国大使在华沙向我进行试探,他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装展览会(原文如此,实际上这个时装展览会不是南斯拉夫大使馆主办的)上同我译员进行了谈话。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汗总统把中国的立场说得很清楚。
  周恩来在谈话中引人注目地说,中美华沙会谈,这个渠道本来就存在,不过前年1月8日中断,快两年了,没有用它,但并没有取消。所以,尼克松要用这个渠道,可以直接通过他的大使启用这个渠道,不要迂回曲折耍花招。这个渠道就是用上,效果究竟多大还要看。
  
  为135次会谈进行准备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0年1月8日,雷阳前往美国大使馆,这也是中国谈判代表第一次进入美国使馆。中美双方代表商议了下次正式会谈的安排问题。
  雷阳提出,这次华沙会谈必须严格保密,特别是要防止苏联截获会谈信息,一定要防止窃听。他说,中国方面同意美国的建议,新一轮华沙会谈可以在双方大使馆轮流举行,而不是像传统的那样在波兰的梅希里维宫举行。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会谈内容就难以保密,特别是苏联有可能立即知晓会谈内容。在华沙会谈必须保密这一点上,双方意见完全一致。
  从美国大使馆回来,雷阳进行了紧张的会前准备。
  首先是决定会谈的地点。从保密的需要出发,经请示外交部同意,决定这次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保密室里举行,这是打破惯例的,因为中国大使馆保密室从来没有接待过外国人,就是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人人可以进去的。要说在华沙的中国大使馆,那确实很大,算得上华沙面积最大的使馆之一。光是大使馆的中央大厅就可以坐上一千人。中央大厅的南北又各有一个厅,也很大。雷阳决定在南厅举行会谈的"开幕式"。在那里放了两排长桌子,一边4人,大使,顾问、翻译、速记各一人,对面也相同。这番布置如同谈判真要在那里举行,其实是做给新闻界看的,估计到时候会有100多名记者来到现场采访。
  举行会谈前,外交部派出专家,对保密室进行了严密的检查。外交部还从"五七干校"火速召回了有参加华沙会谈经验的钱永年和叶维贤。
  钱永年从1964年起就调到华沙,担任华沙会谈的翻译。1967年夏天,华沙会谈陷入僵局,钱永年回国参加"文革",1969年到外交部干校劳动。这年12月底,他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回部里接受任务。不几天,和他搭档的叶维贤也从干校回京,两人在会谈开始前几天赶到华沙。
  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如期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