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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杨勇被抓与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
作者：■ 陈先瑞
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是从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开始的。这一斗争过程，起起伏伏搞了好几年。我也翻来复去遭批判，对上对下作交待，搞得里里外外难作人。
1968年3月24日晚上，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我准时到会，在会场坐了两个多小时才正式开会。开会前，我看到主席台上的桌子一会儿摆成两排，一会儿又撤掉一排，一会儿多放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去几把椅子，我感到这是主持会议的人对哪些人在主席台上就坐意见不统一。
会议开始时，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叶群等人坐在了主席台上，而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几位老帅却坐了在台下。我的感觉得到了验证。会议首先由林彪讲话。林彪用细如抽丝的声音说：“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的新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其他的一般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连续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的尖细声音在会场上回荡。全场静极了。人们不知是惊呆了，还是不敢议论，会场死一样的沉寂。在那个岁月里，说打倒谁，说谁有什么问题，一夜之间就变的事儿，甚至一会儿一变的事儿，已屡见不鲜了。当时虽没说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但实际上把傅崇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也撤销了。
静静的会场，只有林彪一个人在阴一声阳一声讲话。他说：“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了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时江青说：“傅崇碧的秘书皮包里有枪，要打断我的脊梁骨。”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都说要继续揭发杨成武的黑后台，恣意攻击所谓“二月逆流”，带头喊口号，“一定要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正在会上喊起口号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者，这时会场沸腾了，长时间鼓掌，高呼万岁，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就是“三·二四事件”，也叫“杨、余、傅事件”。人民解放军的三位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打倒了。
会后，林彪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批判“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旨意把矛头指向老帅。26日，北京军区召开军区党委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师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后来只留下军以上干部。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主要批判杨成武、傅崇碧，并联系北京军区的实际，批判了原在华北工作的郑维山和军区副司令员萧文玖，批他们的所谓“黑后台”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由于郑维山挨批，会议由我主持。这时，我的思想十分矛盾。徐、聂是全军受爱戴的老帅，杨成武是北京军区的老司令，郑维山、傅崇碧、萧文玖既是我的战友又同我相处得很好。批判他们，我在思想上、感情上都转不过弯来。结果我受到对会议领导不力的批评。一次在人大会堂召开的会议结束时，叶群拉着我的手说：“华北的山头主义可厉害呀，他们写报告要把你调走，是林副主席把报告压下了。”对叶群的话，我心里十分明白。我认为叶群是别有用心，是挑拨离间，企图拉拢我，想让我为林彪卖力。我没有上叶群的当。
这次北京军区的会议，只大轰大嗡了一阵子，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后来林彪派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坐阵指挥，强令会议“揭发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结果，会议还是没有揭出“黑后台”。以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大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北京军区对内“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对外“反政反民”，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在机关搞“以人划线，镇压群众”。并且胡说这种“山头主义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跟别的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在他们的盅惑下，把会议推向了呼喊、喧闹，抢话筒嘶叫的程度。会议迟迟收不了场。
五一节中央举行纪念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问北京军区会议的情况，说华北出了个杨成武，华北的干部都坏了吗?杨成武只是华北山头上的一棵树嘛。当时，我提出借毛泽东的表态，结束会议，但是军委办事组不同意我的意见。会议只好继续开下去。
5月8日，军委办事组接见了北京区常委成员。接见时，黄永胜斥责北京军区常委们说：“你们的会议开得不好，开会的人有三不满意。一是常委对会议的领导不力，不满意(这一条，主要是批评我的，因为我是会议的主持者)；二是知情人揭发问题少，不满意；三是郑维山、肖文玖同志的检讨不好，不满意。”“你们的会议为什么开得不好呢?原因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北京军区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最严重，是有历史性的，一直在那里排外，排除异己”。“你们抓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也分别讲了话，一致要求北京军区的会议要抓“历史性的山头主义”，其实就是要批聂、徐老帅。军区按照军委办事组的指示继续开会，直到5月中旬才结束。这次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批“华北山头主义”却没有完。
从1968年3月24日林彪、“四人帮”制造“杨、余、傅”事件，捏造“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起，北京军区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就没有停，前后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三次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上面讲到的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林彪、“四人帮”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同陈伯达扭在一起，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把郑维山奉命陪同陈伯达到内蒙古视察，说成是“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作准备”，“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持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作后盾。
第三次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又掀起了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四人帮”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说成是反对林彪的，林彪爆炸后他们又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这会儿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这会儿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这会儿又说成是林彪集团的大将。此后，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烂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
我在到北京军区工作之前，没有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工作过。我自己感觉在北京军区工作10余年，并未察觉有个什么“华北山头主义”，个人更没有受到所谓“华北山头”的排挤和打击。可是，当时的军委和军委办事组，中央和中央文革，非说北京军区是“华北山头主义黑窝子”，三令五申要批“山头主义”。对此，我很想不通。但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又怎么能抗拒“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呢!我既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更没有抗拒能力，只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在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李德生、陈锡联等同志指导下，和其他常委一起，力求不说过头话，尽量减少对战友、对同志的伤害。在我主持那段日常工作中，对干部的组织处理上，是慎之又慎的。在运动初期，军区党委常委就达成共识，对运动中出现的干部问题，组织处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所以，十年动乱中，军区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无一人是军区常委罢官或军区党委上报罢官的；军区机关干部战士无一人是军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的。我在主持工作中，既不积极批“华北山头主义”，又注意保护了一批干部，当然引起了上面的不满。因此自华北会议起，就把我与郑维山绑在一起批，说郑维山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华北山头主义窝子里的窝主”，我是“副窝主”。对此，我心里是坦然的。
林彪、“四人帮”在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运动中，把北京军区一部分领导同志作为经营“华北山头主义”的代表，对这些同志罗织罪名，残酷地进行了打击迫害，恶毒攻击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等人。他们把北京军区领导分成“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6字号”(即原华北以“6”字作番号开头部队)和“非6字号”的(即后来调入北京军区非“6”字作番号开头的部队)，把机关群众分成“保山头主义”的、“爬山头”的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他们还通过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等罪名扩散到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
对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申诉，要求给予澄清。中央经过查证，于1979年12月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把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光荣历史，横加诬蔑诽谤，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因为他们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看作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障碍，所以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恶浪，千方百计地要把过去曾在华北工作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打倒。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问题的实质。现在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中央这个《通知》，澄清了北京军区一个重大的是非问题，解决了遗留多年的一桩大冤案。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是，我对在这一问题中遭到身心伤害，影响了正常使用的一大批干部也时常扼腕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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