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
作者：■肖 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全国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之风，中共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9年5月，我被所在单位解放军原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派遣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同志主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编写工作。12卷本的长编史著是一项浩大的学术科研系统工程，政治性、学术性与资料性的要求都非常高。为此，近代史研究所新建了现代史研究室，并从北京和外地高等院校以及军队院校中借调一些研究工作者参加第一卷《伟大的开端》编著工作。工作地点暂借中共中央党校主楼的六层。我和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姜华宣教授等被分在“中共三”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党的三大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资料，为第二卷的写作打好铺垫。虽然我们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时，夜以继日地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但仍感到这个时期文字材料的匮科乏，需要进行调查访问，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填补某些空白与不足。当时北京有些建党初期的老党员、老同志还健在，他们正是最具权威的历史见证人。但这些老人年事已高，都已在80岁以上，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尽早尽快去抢救这些珍贵的“活资料”。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对这项工作也十分重视。
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几年内跑遍了北京城，曾多次访问了党的创建时期的老同志。据初步统计，从1979年到1984年，先后访问了10多位老同志，共达60多人次。其中有：一大代表包惠僧、刘仁静，二大代表罗章龙(又是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代表)，三大代表徐梅坤、于树德，五大代表张金保、王亚璋，六大代表唐宠经，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发起人之一张申府，天津“觉悟社”成员谌小岑，以及王会悟、易礼容、傅钟、萧劲光等。这些老同志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一向是党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人物。通过调查访问，使我们大受裨益，了解到许多极有价值且鲜为人知的史料，学习到书本上无法得到的东西。事隔20年左右的今天，这些老同志绝大多数先后作古。但他们所留下来的回忆，永远成为党史研究的无价之宝。我们访问的谈话记录，有不少已陆续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尚有一些党史趣问，现整理布露于后。
罗章龙：连续5次出席全国党代会
从1979年10月至1980年9月的一年里，我们在前门西大街一栋普通的楼宅里，曾6次访问了84岁高龄的罗章龙。罗章龙是中共早期历史上的领导人物之一。他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早期成员，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共5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成员，第四届中央侯补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侯补委员。象他这样的显赫经历，在党史人物中并不多见。我们第一次去访问时，他由外地调进北京才4个月，当时已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顾问。他为撰写回忆录(可能是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椿园散记》)，还特意向我们借阅了自己以“文虎”署名于1923年3月编写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本小册子写于二七大罢工刚刚失败，曾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会上散发，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罗老的话语不多，出口谨慎，慢条斯理，但句句都很着实中听。他记得自己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一批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还有黄凌霜等5个无政府主义者。并告诉我们：“第一批成员与第二批成员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第一批没有介绍人，而第二批都有介绍人。”他记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9月。这与党史界的传统的10月说法提前了1个月，但这种说法更接近最近公布的苏联档案材料。党史界对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人党员唐山的邓培和长辛店的史文彬，究竟何时入党?是建党前还是建党后?认识不一。罗章龙说：“他们都是一大后正式入党的。”
罗章龙是著名的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他对罢工时有几个工会干部很不满，如长辛店的张德惠，江岸的陈天和张连光，说他们表现都不太好。有的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有的则因贪污行为而被开除党籍。他指出：有的工会干部当时说十七罢工是错误的，是受共产国际的利用，还诬蔑共产党勾结吴佩孚屠杀工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实际上这次罢工“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我们从罗老那里还首次得知《“二七”工仇》小册子是陈天与杨德甫合写的，过去只见到过这本小册子，但不知道作者是谁。
罗章龙作为北方区委负责人出席了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或许是时间的久远，他只记得会址离陈独秀的住处不远，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多，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未到会)等。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他说：有一天晚上开会，陈独秀中途有事出去，叫我替他主持。我的湖南口音太重，与会者听不懂。我就请王尽美主持，王是山东人，北方话口个清楚，但王表示拒绝，说自己对南方情况不熟悉，只好由我继续主持。过一段时间，陈独秀回来了，他问我有哪些人发言?都讲了些什么?会议接着由陈独秀主持。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9月，中央局由广州迁至上海，人事略有变动，在一份中共中央《通告》上说：派潭平山驻广东，王荷波加入中央局，“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为什么仅过了3个月中央人事就出现变动呢?罗老就此事回忆说：这可能是毛泽东回湖南接家眷杨开慧，秘书工作暂由我兼任。我和毛泽东那时在上海同住一所房子，杨开慧后一些时间来上海。不久，我去了欧洲，又将秘书工作交给毛泽东。因为谭平山始终在广州，从未来过上海工作，所以他的中央局职务在1923年9月以后由王荷波接替。王荷波很能干，中共中央三届中央执秀会在上海的办公处的5间房子(位于上海闸北区中兴路)，就是王荷波找的。罗章龙还说，三大以后，全党的宣传工作，由蔡和森、瞿秋白负责，我是他们的助手。当时也没有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的称呼。宣传、教育、出版，都归宣传部门管。宣传方面，主要是办刊物，党刊有《向导》周报、《前锋》、《新青年》季刊；团刊《中国青年》也由党业办。出版方面，党在上海有规模不小的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在广州有人民出版社；上海和广州都有印刷厂。教育方面，主要是抓上海大学，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上主要是由我们党去抓，人事和制定教安、课程安排，都由中共中央指导。当时，蔡和森、瞿秋白两人身体都不好，中央为了照顾蔡和森，只叫他编辑《向导》。瞿秋白集中精力专抓上海大学的教学和《新青年》季刊。
罗章龙追忆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说：四大是在上海公共租界横浜路的一栋房子里举行的，这是军阀势力不能去的地方。只记得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李维汉、李立三、蔡和森、张太雷、陈潭秋、彭述之、李启汉、朱锦堂等。各地区的书记或主要负责人可能都出席了。四大会上没有设主席团，因为人数不多；到中共五大时，代表人数增加很多，才开始设立主席团。
在秘密或半秘密环境下，象许多党的领导人一样，罗章龙写的文章几乎全用笔名。当我们向他请教曾经用过哪些笔和化名时，罗老当即毫不迟疑地亲笔写了一份清单，上面写有“罗■■(学名)、章龙(字)、仲言(号)，笔名有文虎、宇云(铁总时代)、纵宇、张尊(全总时代)、真君、珍君、沧海、沦、海、景云、虎、柏格森、Beigson、BAHOB。”
包惠僧：陈独秀印象
1979年5月29日和31日，我们两次去访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当时党史圈子内对于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12人还是13人，正闹得沸沸扬扬，从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包惠僧的代表身份问题。持“13人说”，认为包是广东代表；持“12人说”，则认为包是陈独秀私人代表。我们带着种种疑团走进了南礼士路西便门国务院宿舍的深宅大院。可是，当我们见到包老时，马上被他那种恢宏激昂的素质和侃侃而谈的气度所吸引，来之前的那些疑惑很快就荡然无存了。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包惠僧开门见山重复他五十年代至今所一贯坚持的说法：“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3个，我是广东代表。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刘尔崧，不有一个姓李的，我们7个人开会，先我和陈公博为广东代表。参加一大时，陈公博是从广州到香港乘邮船去的，我是坐客轮走的。”包惠僧还气愤地说：“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何叔衡没有出席一大，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根本不存在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
陈独秀为什么当选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过去说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党中央书记是历史的误会。包惠僧持相反意见，他不无感慨地说：“嘉兴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当书记是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有学问，光明正大，喜形于色，不说假话。当时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没有哪个能比得上他。所以一大当选党的书记也很自然。”
包惠僧说：建党初期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一度紧张。一大后，马林提出陈独秀不能在广东做官，他知道我与陈的关系不错，叫我去广东接陈独秀。但陈炯明知道陈独秀是共产党，说什么也不放。陈独秀辞不掉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职务，只好请3个月假回上海。陈独秀到上海后，见马林对中共指手划脚，打官腔等做法表示不满。他不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关系，认为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风尚。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不应要共产国际的钱，以后需要时再说。马林则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和高压手段写信给陈独秀，要求中共：第一，要加入国际支部；第二，要领取国际经费；第三，要经常向国际报告工作。陈独秀看过马林信件后，感到马林没有好意，但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
谈起陈独秀的晚年，包惠僧显得无比惆怅，说：陈独秀被捕判刑保释出狱后，住在傅斯年家里。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写自传，被陈谢绝。陈独秀曾派罗汉去延安，当时听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打算考虑让陈独秀回延安。后来王明来了，说共产国际让陈写悔过书，陈付之一笑，认为自己没有错，表示拒绝。后来蒋介石拉他进国际参政会。陈曾对包讲：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蒋介石杀了无数民众，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即陈延年、陈乔年)，他坚决不同蒋介石合作。陈独秀从南京到汉口时，张国焘在武汉也想拉陈独秀，叫陈出来另组织一个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更遭到陈的拒绝。陈独秀后来在重庆《大公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当写第二篇文章时，报纸就开了“天窗”，不再敢登他的文章。包惠僧认为，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与托洛茨基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给托洛茨基写过封信，组织了“无产者”反对派。有一位记者问陈独有这件事，陈发表声明说：“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很苦，逝世前，包惠僧去四川江津家中去看陈独秀，可惜陈已不醒人事。包惠僧见到屋内放一堆土豆，陈的妻子高君曼告诉包，土豆是陈独秀自己种的。陈死后，他的三儿子陈松年曾到重庆卖过家里的古董和衣物，足见其生活的拮据。外界传闻陈独秀晚年靠领取蒋介石的津贴过日子，是没有根据的。
当访问结束时，他还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他几十年手里一直保存着十几副陈独秀的墨迹和数十封与陈独秀的来往信件，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就在我们与包老分手之后的32天，万万没想到这位85岁的老人竟与世长辞了。
于树德：天津早期革命活动
于树德留学日本回国后，是天津早期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但在党史上似乎没有足够的重视，了解他的人不多。1979年9月至年底，我们在北京医院病房里3次访问了于老。每次谈话都由他的夫人陪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于树德与李大钊同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该校学生自己办起《言治》月刊杂志，李大钊担任编辑。日本当时出版一本反袁世凯的书，叫做《中国之命运》，《言治》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之批判》。于老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我与安体诚于1921年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入选科学经济学，听过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讲课。他上课时不讲课，只是念讲稿，讲得很深，听不懂。河上肇自己说：日本有真假马克思主义之分，他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编过一本书，叫《社会主义问题研究》，对我们影响很大。
于树德记得：他1922年从日本京大肄业回国后，想搞工人运动，自己出钱在天津恒源纱厂(天津第一毛纺厂)附近的河北宇纬路一个胡同里租房子，办起了一所工人业余补习学校。起初招收十几名学生，最多时达40多人，除于、安亲自任教外，还请来天津一中毕业的关秀山当教员，每月薪金20元。于、安入党后，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变成了共产党机关，晚上青年学徒工来这里上课识字，看书看报。中共北京区委曾派陈为人来这里指导。最初，请法政学校几十名教职员每人捐款2元，由教育厅批准立案。后来被警察厅发现，教育厅不得不将其查封，补习学校被迫搬到大马路金德里。不久这个机关也遭到破获，去了几个警察，抓走了几个人。第二天于树德出钱营救这些被捕者，结果都放了出来，只有一个教员被关了半年。
有一份文献记载，1924年5月北京区委在中共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天津有侯补党员四人，党员一人，已成立一组，以树为组长。”我们就这个问题请于老谈些天津早期革命组织的情况。他说：天津一开始就有两派马克思主义组织：一派是于树德、于芳舟、韩麟符、刘清扬、邓颖超等人，他们受李大钊的影响很大；别一派是谌小岑、王光辉、李峙山等人，他们打着黄爱、庞人铨的旗号，组织了“女星社”。于、韩都是天津一中学生，同学不同班，很活跃，与南开学校来往密切。“五四”时期，他俩在天津组织学生团体“新生社”，与马骏、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几乎同时。我们这一派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他们那一派后来垮了，也未与我们合并。天津最早的共产党员有：于树德、于芳舟、韩麟符、邓颖超(天津最早的女党员)、李希逸、卢绍亭。中共北京区委派韩麟符直接在天津组建共产党，但名义上我是组长。
刘仁静：与托洛茨基见面
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当时才19岁。我们1979年6月访问时，刘仁静住在白去观附近的一所普通楼房的单元住宅；到1982年9月第六次访问时，他已乔迁位于北太平庄北京师范大学对面路东的新居了，比原来住房有了明显改善。刘仁静高兴之余，跟我们开玩笑说：“没想到我这个一大代表至今天还能享受三室一厅的待遇”。平静幽默的刘老一下子把我们逗笑了。接着，他的话题就从党的北京早期组织开始了。他说：“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时，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可是邓中夏当时在保定师范学校教书，又要兼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有事去不了。罗章龙在铁路工会工作也很忙，我当时没有职务，结果补选我去上海出席一大。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大会有这么重要!?”刘老说：一大后，我在上海搞过一段翻译，曾翻译过部分《资本论》，陈独秀说看不懂，没有出版；后来又翻译《国家与革命》，也失败了。回到北京，1922年1月，我也邓中夏办《先驱》杂志，出过前三期，第四期起交由施存统接办。
刘仁静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是我们访问的主题。他直言不讳地说：1922年11、12月，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和托落茨基都作了讲演，但当时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刘老接着回忆说：我于1926年至1929年到苏联国际列宁学学习。毕业回国时，共产国际给我800元美金，买了一张到柏林的车票；又从德国到土耳其去访问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我的到来很高兴，说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我回国以后用俄文给托洛茨基写信，托洛茨基将信登在自己办的刊物《战士》上。我在北京图书馆看过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来往信件。托洛茨基希望陈独秀到美国，但陈当时拿不出这笔路费。我此次见托洛茨基没有给陈独秀带信回来。回到上海时，我向党中央报告过这件事。这时上海已成立托派组织，办了一个刊物叫《火花》。我找一些北大同学也成立一个组织，刊物叫《十月》。我去找陈独秀，他表示欢迎，他认为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正确，并起草了一个声明，有83人签名。中国共产党在《红旗》报上发表一封给刘仁静的信，限我3日内汇报去土耳其的情况。我没有照办，当时还认识不到。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将我开除了。后来《火花》、《十月》，还有《战斗》，与陈独秀的《无产者》合并。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一二八”以后，我与陈独秀失去了联系。
张金保：要求从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名单中去年自己
工人出身的张金保是中共五大的代表。1980年四五月间，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宿舍访问了这位83岁高龄的老人。请她谈谈当年参加中共五大的一些情况。
张金保说：1926年8月，我在武汉日华泰安纱厂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已29岁。在这之前，向忠发、许白昊等人经常来家里找我谈话，启发我的思想觉悟，使我逐步走上革命道理。入党后，我是该厂工会负责人，分管纠察队、女工部、监察委员会等工作，还兼中共武汉桥口区委委员。
张老记得：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武昌都府堤一所小学里举行的。但她没有赶上参加开幕式。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厂里有一个男工也叫张金保，两人同名同姓同工种，也是搞工会工作的。先通知男张金保去参加大会，报到时才发现通知错了，第二天又改通知女张金保去参加五大。正式会议的地址改在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也称黄陂小学。会场是利用小学的戏台布置做主席台，上面摆着几张桌子，下面放着上百人座位的板凳。会场墙壁上挂了许多贺电与锦旗。共产国际来了不少人，他们拉我一起照相。印象最深的是罗易，他身边带着一个很漂亮的法国女秘书。陈独秀在会上很活跃，很随便，经常跟一些代表开玩笑，当时使我很反感，认为陈独秀不够严肃，缺乏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张金保说：“我当时被称用活动分子，所以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组成，记得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向忠发等，只有我一个女委员。主席团成员是要轮流主持会议，我在闭幕那天担任过一次大会执行主席。李一纯等担任大会记录。主席团事先要酝酿、协商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用举手方式通过。原来名单上有我，可我觉得自己水平低，又没有文化，提出要求说干不了，结果把我的名字抹掉了。”张老这种自知之明和谦逊美德，岂不是后人学习之楷模!
张申府：举荐周恩来去黄埔军校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1920年12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张申府最早参加了黄博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1980年10月至1981年11月，我们去阜成门附近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内3次访问过88岁高龄的张申府。张老学识渊博，著述甚丰，精通英、法、德文，还会意大利、日本语。张老告诉我们：他1925年离开共产党后，一生景仰孔子和罗素。
张申府1923年12月结束了3年旅欧生活，从德国取道莫斯科回国。他到北京后，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去广州工作。张申府说：1924年春节过后，我从北京启程赴粤，先到天津换乘轮船去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去广州。在上海停留时与陈独秀见了面。陈对我去广州工作表示支持。一到广州马上感受到国共合用的热列气氛，也许因为我是第一个回广州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经大钊推荐，我去广东大学执教，教数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同时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
张老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我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我一面在广大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具体负责第一期学生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生十分踊跃。初试后合格的各地学生需要到广州再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一期学生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张申府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瘳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名单上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来。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于1924年6月下旬辞去了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张老最后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正是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及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