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作者：■何　方

　　三、历史问题上的几个突出观点
　　
　　一氓同志没有专门治史，史学论著也极少，但他对中国历史确实非常熟，而且有不少精辟和独到的见解。这里只就我所知道的介绍以下三点。
　　1981年，氓公写了一篇《洋务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的文章，要我阅提意见（我写的东西大多向他请教，他的作品也总是让我先读，逐渐成了一种惯例）。我认真读了两遍，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个长篇意见书。原因是我从抗战时在延安学中国革命运动史直到这时才读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是：农民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在明朝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许涤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这样说的），只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压制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才没能早点和快点发展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洋务运动在性质上是反动的（胡绳说洋务运动是在中国反动的封建头子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镇压农民运动的背景下兴起的），等等。我的所谓意见，就是以这种传统认识为基础提的。而氓公谈中国近代史的文章竟可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置之不顾，反而肯定洋务运动有进步性，给予一定的反帝含义。头一句话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的起点”。随后又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从近代意义上来讲，是洋务运动才开始的。”这自然是我当时所不能理解的。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氓公的观点之高明。过去那种过高估计农民战争的作用，甚至把太平天国列为近代民主革命的开端，其实是没有多大道理的。也许是由于他不愿挑起争端，所以略而不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固然有反映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和侵略的一面。但从历史发展看，太平天国不可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即使胜利了恐怕也逃不出改朝换代的老套数。至于力主排外和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更是表现了中国农民愚昧落后和容易为封建势力利用的一面。他认为，中国当时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化。在谈话和文章中虽未涉及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但他似乎倾向于中国不大会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所以对洋务运动评价较高（当然也指出了它的两重性）。连殖民主义（如英占印度），马克思尚且谈到它有“双重使命”（一是“消灭旧亚洲式的社会”，一是“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何况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致命的原因”，他归之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要求得到生产力的一定发展，“解决经济变革（即或是很小范围的）问题，同时必须解决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他竭力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坚决反对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他临终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大力批判儒家的《给蔡尚思教授的一封信》，其中特别提到：以“新儒学”面貌出现的“孔子热”，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氓公喜好京戏，也经常和我谈论并一起看京戏。当江青开始批判和禁演旧戏时，他就说，京戏长于表现历史，许多经过千锤百练保留下来的旧戏精萃是禁止不了的。还一再肯定：“迟早会有你的《玉堂春》、《四郎探母》看的。”由于爱好京戏，他也写了几篇有关的历史问题的文章如《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等，表达了他一贯对视少数民族为异邦为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强烈不满。他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过去）与团结（现在）而成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是只有汉族。”没有其他民族，“只有汉族。成何中国”。他坚决反对视汉族政权为主权国家，把历史上周围其他民族实体视为敌国，把他们对汉族进行的武装斗争说成“侵略”，而汉族对他们用武则称为“讨伐”。他认为，以汉族为核心将各族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清朝才正式形成，在这之前各民族间的战争是一种起进步作用的民族融合的手段，都属内战性质。因此，《辽史》就正式列入二十四史，还没有人说是外国史；十世纪前后的中国东北边疆是以辽的东北边疆为准的，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于南缩到以宋代的东北边疆为限。如果那样的话，当年的北京人也是外国人或他们的臣民了，除非迁到开封去。在历史上，汉族人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但也应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英雄如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而且他们都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忠君也不等于爱国，因此不能用国内民族之争去宣传爱国主义。用《杨家将》、《岳飞传》来讲爱国主义，只能损害民族团结。他认为，对过去的文艺作品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去了解和肯定；一些实指性的作品如王昌龄的“不斩楼兰终不还”、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今天“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加以肯定”。另外许多涉及民族关系的作品都是泛指，更不能脱离那时的历史，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气节。他以《正气歌》为例说，文天祥要处理的是他和宋朝与宋朝人民的关系问题，同时也表现了他本人的浩然正气。人应该有气节，软骨头是受鄙视的，所以还一直有人推崇被明成祖灭了十族的方孝孺。但氓公强调，“忠君并不等于爱国”。忠君的气节也绝不能都看成爱国主义。谈到京戏，他对于“文革”前一个时期不准演《四郎探母》（罪状是叛国偷生，不爱国主义）而提倡《三关排宴》（原为上党梆子，写佘太君怒斥其叛国后四郎羞愧自杀）很不以为然，但却赞赏程砚秋根据唐末诗人陈陶一首诗中最后一句话改编演出的《春闺恨》。因为程剧写成于1931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它改变了原诗所涉及的汉与匈奴的民族关系（“誓扫匈奴不顾身”）和陕北的地点（“可怜无定河边骨”），假托为三国时公孙瓒和刘虞之间在河北的一场军阀战争。所以氓公在专门写的《论程砚秋》中说，此剧有针砭现实的进步性与正义感，和《荒山泪》（以“苛政猛于虎”一句演绎而成）一样是够大胆的。氓公关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当然不只是表现在几篇文章上，可说是贯穿在他为人和治学各个方面。例如在古籍整理上就是如此。他在接受主持这一工作不久，就注意收集有关台湾的史料，后来很快就选定和影印出版《台湾府志三种》，还指定我写一篇《序》，叙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更念念不忘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中国古籍文物。那种希望开展两岸交流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心情，常常溢于言表，给人以深刻印象。
　　李一氓作为当年新四军的秘书长，又受命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皖南事变，在项英、袁国平等牺牲后，应当是最了解情况的一个人了。但由于他按照项、袁的意见脱离部队不到十小时，自认为是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又不愿卷入有关皖南事变的争议，所以他很少谈及此事，也没有写过多少材料。人们看到的就是一篇《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谈皖南事变》（《人物》1990年第5期）和《回忆录》中的一章，再就是不多的几篇访谈录。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经中央批准由刘少奇当面宣布的因对项英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而给予的口头警告处分，从无异议。但从字里行间和谈话流露，可以看出，他对皖南事变和项英问题的处理与评论，还是有些保留意见的。他认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仓促作出的，情况不可能十分清楚，“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因为中央没有按《决定》“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也都没有讨论。对项英，他讲过以下的话：“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项英对待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讲项英怕去敌后和反对北移都是没有根据的，等等。他同意批评项英在皖南事变的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都犯了错误，特别是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但整个说来，项英还是顾大局和基本上执行了中央政策的。而且就全局讲，中央对放弃皖南的决心是否下得太晚了，事先对国民党的阴谋恐怕也估计不足，还低估了我在江北打韩德勤（曹甸战斗）对皖南的影响，以及不能无视确实存在的客观困难，等等。作为当事人，可看得出来他确有些难言之隐。现在关于皖南事变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一种意见（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仍坚持中央《决定》，认为“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而且当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还是“整个抗战中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另一种意见如一年前才出版的《皖南一九四一》等则认为，《决定》中关于项、袁对中央指示一贯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的说法是不妥的；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固然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就有失误，指示也前后不一；把责任完全推到项英头上不够公平，等等。我对皖南事变毫无研究，自然不容置喙。但氓公说的皖南事变尚无最后结论、项英问题也是一个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倒是千真万确，谁也不能否认的。将来的党代会（即或中央全会），会不会遵照《决定》的第四项决定，提出“讨论和议处”“项、袁错误”，看来是不大可能了。这就不禁使人想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有定论的秦始皇以至殷纣王都可以翻案，而事变后第二天作出的结论就不能作些修正呢？另外使我联想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决定》批评项英和张国焘一样不服从中央（整风时及以后又硬和王明联系起来），还提到“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察，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等，恐怕同不久后的全党整风和抢救运动有极大关系，是在为这两大运动作铺垫。事实上，后来所写党史就真把两者联系起来了。
　　
　　四、一部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回忆录
　　
　　1993年纪念一氓同志90周年诞辰时，适逢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出版，我曾写过一篇评介文字，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近两年由于我改行学党史，读了些老同志的回忆录（书籍和文章），当然都是有材料、有看法、各具特色的。但是在我看来，其中许多也还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不足和问题。相形之下，更显出氓公回忆录的可贵之处（标题上说的与众不同也只是强调其很有特色而已），在这种回忆录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是值得特别一提。《李一氓回忆录》的特点，初步想来，可否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亲自动手。氓公原本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只是在许多同志和朋友的一再鼓励和要求下才改变初衷、决定动笔。我也属于积极鼓励的一个，所以有关写回忆录的事他也常和我谈论，后来更是写一个段落就送我阅提意见，修改后再送，最后还要我通读一遍。所以在他写作过程中我就已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更感受到他的艰辛。一些老同志写回忆录（包括整理文稿等）大多有一个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的写作班子，帮助找材料、查档案、直到落笔成文。氓公却完全是个人奋斗，从查材料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都是亲自动手。而且在此期间，他还要主持古籍整理和参加一些外事活动。经过两年已写出全书的一半。后来只是由于老年白内障和心脏病频繁发作常住医院，才不得不改为由他口授请人笔录，再由他修改校订。这种亲自动手写回忆录（还有整理出版自己的各种文集），在他那一代老同志中（按当时规定，中顾委常委待遇同政治局委员），可能是罕见的。
　　二是不夸功不诿过。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这是因为，不但人们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对过去的事很难记得准确；而且有些作者还往往在回忆录中夸大个人作用，显示一贯正确，功劳归自己，过错推别人。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写回忆录之风，而且有的一出版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当时胡耀邦主持书记处工作，曾针对这种情况发过一个文件，提出写回忆录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但是从《李一氓回忆录》中，你大概看不到贪功诿过、炫耀自己，或只讲“过五关”、回避“走麦城”的现象。也许是由于所读有限，《李一氓回忆录》是我至今看过的同类书中表现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最突出的一部。
　　三是遵守历史主义原则。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也说过“回忆录不一定可靠”，因为一则“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获得印象的时间又有相当间隔”；二则“回忆那时的事，难以摆脱现在的思想认识”。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特别是后一点。然而这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少《回忆录》讲的事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是作者为了适应写作时的气候而进行的夸张以至杜撰，因此好事尽量归于领导人，坏事都推给已定性的坏人。如说：毛泽东在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遵义会议上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等。一本《许世友外传》说，1937年许密谋出走，康生从头至尾处理此案并坚主杀，毛泽东叫“刀下留人”。实际上这时康生尚未回国。又如最近出了一本著名的《回忆录》，把长征途中陈云奉派离队去上海（说是和潘汉年一起）描写得活灵活现，还说两天后陈云的妻子于若木找他问陈云哪儿去了。事实是：陈云既未和潘同行，于若木和陈云结婚也是三年后在延安的事。《李一氓回忆录》就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跟着“意识流”走，而是尽量客观地叙述各个时期自己经历过和确实知道的事情，没有什么斧凿刀痕。但这不是说，氓公写回忆录时思想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恰恰相反，他是在以现在的思想认识清理和回顾过去。与一些人不同的只是他没有改变历史事实，没有为了适应现在的“潮流”和“需要”而捏造一些情节，或者加以夸大和缩小。对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但绝不允许修改和作假。“尊重史实，纪史以实”，不仅是一切史学家应遵守的信条和具备的史德，写回忆录也不可例外。《李一氓回忆录》可以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四是朴实无华，真实可信。这有点和前条类似，但却另有所指。有不少回忆录写的有点像小说，不但对多年前的史实和经历描写得具体生动，有声有色，而且连篇的对话也都打上了引号。这在个人没记下详细日记和无速记或录音可查的情况下，只能是根据事后的想像由本人或写作班子编出来的，真实与否只有天知道。更有本人既不在场又声明没听过当事人讲过的第三者也写了许多打引号的话，如王明离沪前如何向博古私下交代，季米特洛夫同某人的单独谈话等。作为文学作品，这样写也许可以，然而现在却被普遍作为史料在引证。有人一再提倡党史要学《史记》的写法。《史记》确实写的很好，但它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伟大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无韵的《离骚》”），采用了大量街谈巷议和带有夸张的形容与对话。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就说《史记》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还举了描写吕不韦与例子，说明不可全信。如果现在写党史或回忆录也用《史记》的手法，那恐怕就属于倒退了。对一些张冠李戴、瞎编对话的传记或回忆作品，李维汉在《关于写革命人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给予严历批评，责备它们“没有尊重历史事实”，如引证他和夏明翰的对话（“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还打上引号，实际上他们并没说过，不晓得是从哪里引来的。应该说，以上这类弊端，《李一氓回忆录》中是没有的。李一氓是个著名的文化人，要用文学手法写回忆录，恐怕不会比有些人差，但他还是照实写去，不加铺张，更无编造。记得的就写，想不起来的就直说忘掉了，并未根据当时情况或逻辑推理而编出一些生动情节和对话来。所以他的《回忆录》很少带引号的话，除非是确有根据，如查到当时的报刊。
　　五是“不攀领导”。前面提到的氓公这一“为人之道”，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而且在《自序》中就作了说明。他和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有些人还长期共过事，但他多是淡然处之，有事时提到（也多是一笔带过），没事时根本不提，更无专门的铺陈描绘。例如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也有一个时期，却没有写多少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更不用说带引号的对话了。他认识并有过来往的名人很多，如鲁迅、郭沫若等，即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更无渲染。认识这样一些领导和名人，遇到有些人也许会有的没的写上两大车，而氓公却完全按照自己说的决不挟领导和借名人以自重。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过分。例如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参加文化活动中有关鲁迅、“左联”等写详细点，他也不予采纳。还说：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杂跑龙套，没什么好说的。氓公就是这么一个人。
　　上面提到的几点只是个人的读后感，不敢说对《李一氓回忆录》的特点就概括得全面和恰当。同时也不能说这部书已做到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正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所记时间、地点很难说准确，有些议论也很难说都有道理。这是老实话，不是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靠主观判断是不容易完全准确的。例如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把毛泽东的发言全部抄录进去”，就有悖充足理由律。对这个问题，我曾有专文辨析（《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在此不赘。但是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李一氓回忆录》是一本少有的朴实无华、真实可信的好书。特别是现在有关党史的各种出版物越来越多，有些史实又被搞得越来越糊涂的情况下，更应大力提倡和学习李一氓写回忆录的这种精神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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