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

作者：■本刊记者　谢春涛

　　从四千人讨论到六中全会讨论
　　
　　谢：这次大规模讨论后，是不是又进行过讨论？
　　龚：四千人讨论以后，乔木同志提出了起草新稿的原则设想。认为在六中全会作出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延迟。篇幅的确太长，像论文而不像决议，拟改为条文式的体裁。毛泽东晚期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建议加以区分。决议中应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及其由来和发展作出比较系统的说明，当然更要以很大的力量讲毛泽东思想。在这之后，起草小组、乔木同志又重新改写。
　　1981年3月18日，小平同志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并对建国以后各段历史作出了概括性的评价。耀邦同志主张决议稿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小平同志赞成。3月26日，小平同志又转告陈云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条是加一篇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六十年历史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概括得更全面了。再一条是提倡学哲学，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1981年3月31日发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有很长历史、很高威望的老同志（乔木说是五十二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次讨论没有采取开会的方式，而是各人改在稿子上，或者另外提出书面修改意见，或者约起草小组的同志谈修改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乔木同志继续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讨论的稿子。这次稿子两万八千字。结构已经和最后通过的的决议相同。前面加了一个简明的前言，记得是专门请胡绳同志来写的，乔木同志很称赞。接着讲三十二年总估计，这是乔木同志从陈云同志的建议中得到启发，而建议加强的。这两段一加强，稿子的气势就相当地不同了。后面分四段，分别讲四个历史阶段，然后讲毛泽东思想，最后是内容很充实的总结。
　　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七十多人参加，讨论了十天。乔木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个说明，《胡乔木文集》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都收了。
　　谢：这篇对历史决议的说明非常重要。关于少用以至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呀，关于革命的原义和广义呀，关于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新民主主义时期和重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呀，等等，您都写过文章解释。可现在发表的文稿略去了一点，能告诉我们略去的是什么吗？
　　龚：《龚育之文存》中《历史决议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批评和革命一词的两种含义》，就是根据乔木同志的说明来解释的，当然，如果我解释得离开了乔木的原意，那是我自己要负责的。略去的那一点，就是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区别。曾经决定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思想，讨论中很多人不大赞成，认为说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为宜。认为这样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后来在历史决议中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我这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也作了我所理解的说明。
　　5月19日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重要讲话。邓文选中登了。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由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是第五次提供讨论的稿子。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稿子，是三万二千字，增加了四千字。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
　　1981年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小平同志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邓文选中也登了。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一百条，篇幅也增加到三万五千多字，又增加了三千多字。
　　6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还召开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一百三十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他们提的意见也吸收了。举一个例子，原来讲“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走资派”是错误的，讨论中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来，对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修改时采纳了这个意见。决议的稿子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参加翻译的同志和一些外国专家，也提出了一些文字上的好意见，修改时吸收了。
　　谢：修改时没有吸收的主要是些什么意见？
　　龚：小平同志在4月7日的谈话中，就说了有些意见不能接受。例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非法；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不存在了。党不存在了怎么能粉碎“四人帮”？在后来，又说过有些意见不能接受。例如，说毛泽东同志自建国以后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57年以来，就存在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十年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整个是一场反革命；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人，从整人开始，以整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品质；毛泽东同志前期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后期就不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以前的错误，应统统由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负责，等等。
　　谢：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一部分是什么时候加进去的？
　　龚：记得这个问题四千人讨论以前就提出来了。但是，四千人讨论稿上只说这一段的成就和问题，将在十二大论述。四千人讨论中，中央党政军机关都有人发言认为应当写这一段，写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重要错误，要求调整他的职务。这一意见在简报登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政治局11月和12月间开了九次会讨论这一段期间华国锋同志的错误，中央常委决定决议里写上这一段。邓小平同志认为，把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写进去，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于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经过长达一年多（三个年头）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排斥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
　　
　　确立毛泽东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
　　
　　谢：党中央特别重视在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那么，决议是怎么体现这一要求的呢？
　　龚：我说过，决议用以下四点科学方法：第一点，从党的整个六十年的历史着眼。决议本身是讨论建国以来的历史是非，但是，它首先回顾了党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如果不从党的整个历史着眼，只看一个历史片段，那就不可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这段回顾，开头叫做前言。在六中全会讨论中间，大家提了许多补充意见，因此就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这对于正确看待党的历史，看待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从全面地、公正地评价集体贡献中着眼。可以说，历史决议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国内国外，也看到了党内党外，特别是看到了党内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这是把毛泽东同志摆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摆在党的许多领袖的集体贡献中，在这个基础上，就能把毛泽东同志的首要地位科学地写出来。第三点，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的关键性作用着眼。在历史转折关头最能够看清楚革命领导人物所作出的贡献。第四点，在他犯错误的时候，还要看到他正确的方面和作出贡献的方面。谢：决议是如何阐述毛泽东思想的？
　　龚：决议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述毛泽东思想。从方法上说，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科学阐述：第一，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说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第二，紧紧抓住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环节，来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特点。第三，把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第四，把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理解。在这一点上，决议做得很好，它对历史经验所作的十点概括，本身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谢：决议是如何分清历史是非，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评价的？
　　龚：决议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一、要分清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不能把正确的当错误的，也不能把错误的当正确。二、指导思想正确不是肯定一切。还可能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事件，那个工作中间有错误。三、指导思想错误也不能否定一切。对错误还要作种种的具体分析。包括：分析错误有没有支配全局；错误在一段时间是不是占了主导地位；错误是不是得到过纠正；这种纠正是不是彻底，等等。四、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就会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不能说指导思想错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就没有任何的正确、任何的成绩。不能设想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能够支配全党的每一个人，支配全国的每一个人，支配他们的全部思想，使他们每时每刻每件事情上的行动都是错误的。五、对错误的责任要作分析。六、对错误的原因要作分析。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社会历史原因，都要作分析。
　　谢：您二十年前体会的历史决议关于分析毛泽东贡献、毛泽东思想和历史是非的这些方法，现在看来还是站得住的。
　　龚：我这些体会都是从历史决议中来的。这也说明历史决议从根本上说是站得住的。
　　
　　对于历史决议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谢：历史决议已经通过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重要文献？
　　龚：我想，基本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历史决议，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这个决议来之不易，是积建国三十二年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来的，是在付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沉重代价之后制定出来的。要非常地尊重它。强调坚持历史决议，就是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后退。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淡化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的结论。我想，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那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不能采取回避开、淡化掉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不这样就对不起我们为这些错误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重犯这些错误。还有一种情况，是另一个方向的后退，即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国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由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无视它、否定它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这也就是尊重人民，尊重历史。否定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必然导致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全部历史。
　　另一方面，历史在前进，理论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前进。有人说，从前进的观点来说，是否有必要固守二十年前历史决议的那些结论？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这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具有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另一个层次是在肯定历史决议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于建国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进一步有所深化、有所发展。这样的深化和发展，当然是历史前进和认识前进所必需的。
　　谢：二十年以来，有哪些文献发展了历史决议？
　　龚：首先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历史决议以后的著作，其中多次谈到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言简意赅，鲜明生动，都是在坚持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在这个方面、那个问题上又有新的深入的阐发和概括。
　　谢：有很重要的新概括，人们注意和研究得还不很够，认识也还不一致。
　　龚：应该虚心地学习和领会。
　　从十二大到十五大，党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是历史决议以后的文件，指导了二十年中我们党前进的方向，作出了许多理论上新的概括，在回顾历史时，也作出了许多新的阐发。
　　比如说，十四大报告，专门有一节“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也就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又一个历史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决议。它向前延伸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
　　谢：理论上几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有哪些重要发展？
　　龚：至少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历史决议提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没有展开；没有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讲实行计划经济，辅以市场调节。后来党的文件在这两大问题上都前进了，这不能不加深我们对历史经验的理解。十五大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历史经验这样概括，是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论述为指导的，在历史决议里面还没有这样写。
　　这些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的新认识，它没有否定历史决议，而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都有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除了十四大、十五大两次报告以外，江泽民同志还有多次重要讲话论述党的历史，特别是他代表政治局常委总结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年的历史，更是向前延伸了十四大的十四年总结。他提出和论述“三个代表”的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对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谢：好，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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