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董必武与武汉党组织的建立

作者：王　谦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共成立前，他在武汉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对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中共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其中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是重要活动之一。
　　
　　创办私立武汉中学，集中先进知识分子
　　
　　私立武汉中学既然是中学，与其它学校一样，也有其共性，那就是完成中学段的教学计划，造就一批中等学业的文化青年，这一点，从董必武1963年3月写的《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可以看出：“各门功课首由董事们分担，刘觉民教修身，我教国文，李缄三、江文波教历史，倪季端教英文，刘质如、崔琴甫教数学，刘兼教图画。其余则由陈潭秋教英文，曾雨村教地理，熊连城教图画，手工、音乐、体操请其他学校教员兼教。职教员的配备是很整齐的。关于立案问题，校董事会遵照部定私立中学校章程呈请立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了私立武汉中学的立案。”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私立武汉中学的机构与其它私立中学、公立中学一样，是很齐全的，从董事会到校长、教务、总务、监学、教师，都配备齐全，并经过省教育厅批准。该校最先是招甲、乙两个班，共100余学生，按董老所叙教职员的配备是足以使教学正常运转的。私立武汉中学学生的质量高，据统计，仅1923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就有4人考取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当时武昌师范大学录取生员是很严格的，武汉中学一届就有4名学生被录取，这证明学生课业是很优秀的。
　　但是，私立武汉中学不是一般的学校，它是董必武等武汉先进知识分子有目的而创办的。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有说明：“私立武汉中学设在武昌，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事情的原委和经过是这样的：1919年1月底，孙中山任命的鄂西靖国联军总司令蔡济民被害，时在鄂西靖国军司令部任职的董必武从鄂西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实情，遇到了正在上海的好友张国恩和李汉俊。当时李汉俊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霞飞路渔阳里。这4个湖北老乡几乎天天在一起交谈国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李汉俊热情地向老乡们介绍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董必武他们看。董必武在留学日本时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认真研究；在鄂西靖国军时也曾在一个外国教堂的报刊上获知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消息，可是那时消息较少且多有歪曲。正在思考中国革命出路的董必武，听了李汉俊的介绍和认真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阅读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从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有了革命的认识，便有了革命的行动。在上海时，董必武与张国恩、李汉俊、詹大悲一起商议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问题，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他们最初商定办报纸，认为办报要容易些，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大些，定名为《江汉日报》，并拟定了办报章程、宗旨、组织办法及募捐章程。董必武从孙中山给他的100元路费中拿出40元，印刷了股票、章程、宣言。董必武认识的一位孝感人表示愿意出资金襄助，于是他们商定回武汉办报，并委詹大悲前往闽粤边革命军中募股。但后来由于情况有了变化，那位答应出资办报的孝感人缩手不干了，詹大悲募股稍有头绪却因政局变化而成画饼，没有经费，办报计划遂告搁浅。同年秋，董必武与张国恩回到武汉，住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报纸办不成了，他们便想到办学校。武汉的情形对办学校比较有利，许多高中级学校毕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办一所私立学校聘请教师较容易。在办私立大学还是私立中学和专业中学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办私立大学和专业中学在资金、设备和教师方面都有困难，而武汉的私立中学不多，招生较易，因而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即从办中学开始，以后徐图扩展。
　　经过紧张工作，校舍问题很快解决了，位于武昌涵三宫的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有一个院落，曾办过学校，院内有教室3间，办公室一大间，风雨操场一个，还有可供学生住宿用的几间房子。教职员问题也很快解决了，有与董必武、张国恩同住省教育会的湖北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江文波、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倪季端，以及与董必武、张国恩同赴日本留学的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他们除刘鼎三在省教育厅任视学外，其余无职业。另外还聘请了陈潭秋等任教师。在办学经费上，大家商议由创办人募集解决，董必武的一位普通学堂同学、湖北薄圻人雷大同从广东大元帅府回家，路过武昌，听说董必武等要开办一所私立中学，极表赞许，愿列名为创办人，并介绍其同乡刘觉民也为创办人。雷大同出资120元为开办费，其他创办人董必武、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刘觉民各捐20元。为凑足20元钱，董必武当去了身上的皮袍，时值春寒料峭，幸得同事的棉衣御寒。办学校必须报省教育厅备案，立案基金由董必武与张国恩请在汉口大蔡家巷开设合太正山货行的同乡张平阶出具存款2万元的条子，随即报湖北省教育厅备案。由此可见，在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中，董必武花费了很大心血。经过紧张筹备，1920年4月10日，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招收了甲、乙两班学生，由创办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办学。董事长由时任湖北省议会议员的郭肇明担任，因郭曾任两湖师范学校校长，是湖北著名的教育家，借他的声望，学校立案减少了阻力。校长由时任私立中华大学教授的刘觉民担任，刘一贯老老实实教课，政治色彩不浓，可免招人忌，这也是为了减少麻烦。实际主持教务的是董必武。
　　从教学安排上也体现出私立武汉中学的进步倾向，这一点从董必武的《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可以看出。简记关于武汉中学的特点谈了10条，除学生报考费、学费低，教职员低薪或不支薪，国文课教学中白话文、文言文兼用，男女同班等特点外，还有两个体现出该校不同于其他学校政治的特点：“第七、帮助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促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包括俄国革命问题。第八、迎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启发学生革命思想，这在用白话文教国文时更为方便。”在教学中，董必武等还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董必武担任两个班的国文教师，他精心选编国文讲义，非常注意文章的思想性。当时的篇目有：《易经·卦爻》、《诗经选》、《离骚》、《礼记·苛政猛如虎》、《西门豹治邺》、《论衡》、《陈胜·吴广》、《金田起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上山采蘼芜》、《木兰词》、《秋瑾传》、《徐锡麟传》、《章士钊与李大钊论厌世书》等。据当年私立武汉中学学生、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大使的谢甫生回忆说：“当董老在课堂上以铿锵的语调朗诵秋瑾的爱国诗篇时，充分表达了这位女英雄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董必武教国文，由于他对中国文学历史的渊博知识，又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讲解，既能给学生丰富的语文和文艺知识，又能灌输进步思想。
　　在私立武汉中学，董必武一方面团结那些“有反抗军阀意图”的爱国知识分子一道工作，同时还邀约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和讲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的陈潭秋在武汉中学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研究讨论、四方奔波，出了不少力，学校一成立就受聘任英语教师兼乙班班主任。还有黄负生、刘子通、钱介磐、陈荫林、李汉俊等都先后来校执教，恽代英、李大钊也被邀请来校作过讲演。这些进步教师给学生讲人类进化史，讲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讲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讲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陈潭秋曾对进步学生说过：“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是聋子、瞎子，找不到路。”董必武和陈潭秋是教职员中最忙的人，他们除了完成每天的教学任务外，还经常找学生促膝谈心，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潮。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回忆说：“职教员和学生对我都很尊重。陈潭秋同志任乙班班主任，住在校内，也是和学生生活在一起的。我和陈二人在武汉中学学生中的影响最显著。”
　　1920年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即校长)恽代英等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为了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董必武从利群书社及其他渠道引进了《共产党宣言》、《俄国新经济政策》、《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觉悟》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还与陈潭秋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后改为月刊)，编写《政治问题》读本，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在武汉中学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使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革命的大熔炉，许多师生因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有5人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成立前武汉9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的中坚力量。在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中，指挥部的10名成员中就有4名是武汉中学的毕业生。黄安县(今红安县)学生张行静在学校得到一本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如获至宝，每读一句，就用笔在旁边做上个记号，并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如今这本封面印有马克思头像，扉页上写着张行静名字的《共产党宣言》，已由红安县博物馆收藏，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献。
　　
　　私立武汉中学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中心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1920年6、7月间，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相约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复信李汉俊，表示同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来武汉筹备建党。稍后，刘伯垂受陈独秀的委托，带着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几本介绍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回武汉与董必武、包惠僧等商讨建党。这是外部原因；而内部原因则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建的主要因素。武汉位于华中九省通衢之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之枢纽，信息传达较快，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较深，经过恽代英、林育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活动，革命思想已在武汉大地广泛传播，具有创建新型政党的深厚基础。因而当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等聚合一起商讨此事时，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7名成员中，就有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3人系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他们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在武汉中学内外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无疑对小组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私立武汉中学又成为小组重要的活动地点。1920年10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召开成立会议，参加者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小组成立后，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等工作。小组成立不久，董必武、陈潭秋等就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作为小组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另外还领导组织了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通过这些组织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他们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导处成为这些组织的活动地点。由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7名成员有3人在武汉中学教书，因而武汉中学实际上成了小组活动的主要地点，小组成员常聚集这里，商讨工作计划。在武汉中学，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聚集一起，畅谈各自读书的心得体会。李大钊来汉时，董必武曾请他在研究会上作过讲演。研究会的成员通过学习和研究，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共产党，其中私立武汉中学的黄负生、刘子通两位教师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至此，武汉中学的教师有5位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青年工作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工作重点，为了开展青年工作，董必武和陈潭秋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立即筹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以武汉中学的学生为骨干力量，简称“S·Y·”。1920年11月7日下午，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教务处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8人。会议由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分管青年团工作的陈潭秋主持，董必武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自从政治战争停止以来，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新思潮正在向我们扑面涌来。”他鼓励青年：“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们应当去同现存的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他特别告诫青年：“不要被庞大的封建反动势力所吓倒，要勇敢地战斗。”根据董必武等人的提议，会议宣布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和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其影响辐射到武汉三镇，各校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断发展，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启黄中学、省立第一师范、施鄂湖南中学、中华大学、武昌高师附小等校都先后发展了团员，成立了团组织。
　　1921年6月底，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离开私立武汉中学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与其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一道去完成惊天动地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