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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盖隆业绩和风范追思座谈会述要
作者：姚 鸿
著名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同志因病于2001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为了缅怀廖盖隆同志在推动党史研究和开展党史工作过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7月13日上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了“廖盖隆同志业绩和风范追思座谈会”。中共党史学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廖盖隆同志的亲属、生前友好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传华主持。他说：廖盖隆同志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 宣传工作、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转入党史研究工作，从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起即担任副主任，受命主持日常工作多年，并长期担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原名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在组织领导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党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盖隆同志是我尊敬的党史学前辈，又是教益颇多的老师。他率先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0年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我们组负责“文革”十年，碰到的难题颇不少。比如，1975年5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四人帮”。关于这次讲话，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上说：毛主席“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可是，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作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毛泽东讲话的本意同华的结论差别太大。怎么办？我去请示盖隆同志。盖隆同志反复考虑，根据当时情况，公开纠正十一大报告的说法是难以通过的，但允许不准确的说法流传，也没有尽到党史工作者的责任。最后采取的做法是不引用十一大报告的说法，而引用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纠正的效果。这样做在当时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盖隆同志实事求是的勇气，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艺术。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周承恩说：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盖隆同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支持和鼓励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们努力坚持和贯彻执行。记得在修改增订盖隆同志主持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时，我曾把“八大”作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标志，写在这一阶段的开头。当时有的同志对此不大同意，认为这种写法不符合《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决议是把八大放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个阶段中写的。传统的观点都认为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才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问题本来不大，两种分期相差不过三四个月，而且八大作为区分两个阶段的标志，写在前一阶段的末尾或者后一阶段的开头都无不可。但这涉及如何对待党的历史决议(推而广之也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则问题，也就是毛泽东、邓小平曾多次提出，最近江泽民同志又重新强调的学风问题。盖隆同志在审定上述书稿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我们的意见，肯定了我们的写法。《中共党史大事记》出版发行后，这种分期法已为党史界所公认，这与盖隆同志的支持和肯定是分不开的。
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说：1980年6月，我被借调参加筹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当时，正值中央组织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间，小平、陈云、耀邦、乔木同志等对决议的指导思想、建国前二十八年和后三十年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有很多重要论断。为使来自四面八方参加工作的同志跟上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史实，独立思考地研究党的历史，盖隆同志总是及时地向大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意见。非常可贵的是，他记录的详细和准确程度是一般人达不到的。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党史界广大朋友所做研究工作的支持和鼓励。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大庆，河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1949——1989年的中国》，盖隆同志非常热情地为该书四卷各写了一篇序。除了对各卷的长处作了介绍，对作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鼓励，更阐述了他对这四十年的研究心得。他希望人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启示，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在这些序言中，他鲜明地指出：“我认为，必须承认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加以改变的事实。我们应该站在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坚实的基础上来研究这个历史客体，分析和辨别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以便对那些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从那些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使前车之覆真正成为后车之鉴。”他特别强调只有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我们在十年“文革”灾难中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决不能把用这样沉重代价换来的宝贵教训轻易地放弃掉。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任何范围重演，我们为了这个目的，就应当深刻地研究大动乱的十年历史，而决不应当对这个研究设立禁区。他突出阐述了发展民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性。指出发展民主不仅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它是渗透到和覆盖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过去赖以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过，过去的缺点是，我们的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因此，在新时期，我们需要建立有完备的法制保障的高度民主。重温盖隆同志这些精采论述和思想，既可看到它对推动党史研究曾发生过的作用，也可看到即使在今天，它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佟英明回忆了廖盖隆同志对推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研究所做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关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在中共党史中讲的很少，即或讲了，也往往是只讲其优点，不讲其缺点、错误。可以说有一个不成文的“禁区”。在80年代初，提出组织学者开会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疑虑很多。能不能讨论，什么人讨论，在什么地方讨论，在当时都是问题。盖隆同志对这个问题也很慎重，但他不搞“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负责，敢于冲破“禁区”。 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坚持组织讨论。为此，指示和批准我们做了三件事：1、写专题报告给胡乔木同志，得到他的批准，有了“上方宝剑”。2、为了慎重从事，避免出差错，会前发出通知，向与会者约法三章，如言明是内部讨论，消息不见报，写文章要请示审批，与会者必须是党员并带组织介绍信等。3、由盖隆同志牵头，成立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小组，直接领导开展这项工作。领导成员除盖隆同志外，还有杨云若、向青、李骥等七人。首次会议于1983年在四川温江召开，随后每年举行一次，按照民主革命时期分阶段进行讨论，一次一个阶段，然后再从总体上进行深入讨论。盖隆同志在领导工作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原则：(一)提倡以确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材料，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二) 研究问题，力求全面、客观。关于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要分清是非，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既讲共产国际，也讲中国党，不要偏于追究谁的责任。 (三)在讨论中，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倡讲真话，不说空话、套话，要言之有物，各抒己见、互相争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出版论文专刊时，盖隆同志还特别指明：“这本论文选集，本着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精神，对不尽相同观点的论文，一并选入。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重要的历史课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得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经验教训。”真正体现出学术讨论的氛围。(四)欢迎相关学科的学者参加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搞科社和共运史的学者也参加进来。多方面的学者汇聚一堂进行研究讨论，视野拓宽，互相补充，彼此受益。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讨，很快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热潮。不少专著问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从我室来讲，撰写党史上卷也吸收了许多研究成果。盖隆同志对全国党史界开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推动，得到了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好评。这个研究组及其所产生的一批学术成果，成为党史研究会最重要“品牌”项目。
中央党校教授王仲清说：我同盖隆同志接触最多的时间，是担任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之时。在盖隆同志直接领导下，经过长期酝酿，关于开展“中共党史学理论”这一课题的研究，得到了盖隆同志的热情支持，1988年8月他亲自主持了在太原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在他的指导下，在众多党史研究者共同努力下，终于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研究纲目。对“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有力推动。盖隆同志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为其他任何说法所左右，也不因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而随意改变看法。这就形成了盖隆同志自己特点的科研成果，为后人留下众多的思考题目，推动着党史、现代史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科学研究是要有点理论勇气的。而盖隆同志有这种为科学献身的勇气，对一个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可贵的追求真理的品格。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任牛云霄回顾了协助盖隆同志组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经历：1980年1月中央9号文件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中央党史研究室，盖隆同志被任命为副主任。3月乔木同志在中南海召开第一次主任会议，确定由盖隆同志主持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4月4日，盖隆同志来到中央党校找我到党史教研室同马齐彬、缪楚璜、陈威、徐和德等人一起研究组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具体问题。首先商量了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地点；接着又研究了党史研究室的人员编制和调干问题。经过努力，到当年六月底陆续到达的党史专业干部已40余人(不含公勤人员)，分编八个编写组，指定了各组负责人。于当年7月1日，在中央党校北院召开党史研究室成立大会。到1982年底党研室干部发展到100人，已逐步由以借为主变为以调为主了。盖隆同志在主持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为开展党史研究、编写党史做了大量工作。他亲自与中央档案馆联系，解决编写人员查看档案资料问题，亲自采访一些老同志如谭震林、杨尚昆等，了解有关党史中一些重要疑难问题。并指导各组编写中共党史提纲。盖隆同志不仅为组建中央党史研究室做了开创性贡献，也为编写党史打了基础。
中央党校教授田夫说：1980年12月我初来中央党史研究室不久，第一次参加由盖隆同志主持的业务工作会议，他围绕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这个主题，强调指出：我们的党史研究，同样必须紧紧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展开。他针对过去党史研究工作滞后，难以适应全党工作进展的状况说：我们要抓紧组织力量，以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主线，系统地收集整理党的历史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以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史实为依据，编写出符合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系列成果。在这次会议上，他安排的具体工作步骤是：集中一段时间，编写出《中共党史资料长篇》、《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出版《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文摘年刊》等。他殷切地勉励同志们为党史研究工作贡献力量。在长达七年的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都深深为盖隆同志对中共党史学的非凡功底，以及他的深邃的理论思维和大胆提出新观点、新推断的开拓进取精神所折服。与此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为盖隆同志的勤学求索，生活俭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待人挚诚宽厚，诲人不倦的学人风范而肃然起敬。
国务院港澳办巡视员、原廖盖隆同志秘书卫陵彦在书面发言中回顾了盖隆同志为创办党史刊物倾注的大量心血。他说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全国的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党史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为了加强有关信息的交流工作，1981年1月盖隆同志主持创办了《党史资料通讯》。他亲自担任主编，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选定稿件，并逐期审阅修改。1981年11月在盖隆同志的指示下又创办了油印的内部刊物《党史参考资料》。盖隆同志在他亲自撰写的《发刊说明》中写道：“《党史参考资料》是专为刊载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或有争议问题的不同论点，供领导同志和有关的党史工作者参阅而编印的。”《党史参考资料》刊登了一些当时在党史界有不同看法的文章和资料，如西路军问题、百团大战的评价问题等。仅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和资料就先后刊登了8篇之多。为了搞清史实，盖隆同志还请了一位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同志整理了《西路军问题资料选编》，和有关的研究文章一起在刊物上发表。《党史参考资料》对正确评价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起到了推动作用。盖隆同志还特别重视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动态。为此，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80年底和1981年初先后调入了懂英、俄、日语的几位多年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并于1982年专门成立了编译组。广泛收集国外最新的研究中共党史的资料、观点和信息。对翻译资料，盖隆同志都亲自审阅，有的还加上编者按，在《党史资料通讯》或《党史参考资料》上发表。1982年党史研究室成立了编辑组，由我兼任编辑组的副组长，负责《党史资料通讯》和《党史参考资料》的编辑工作。盖隆同志把这一年新调来的几位年轻同志都安排在编辑组工作，让他们从党史刊物的编辑工作做起。当时，《党史资料通讯》和中央党校编辑出版的《党史研究》成为党史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刊物。这两个刊物后来于1988年合并为《中共党史研究》。随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和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党史的资料和文章多了起来，在盖隆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组又着手编辑了《党史文摘年刊》。盖隆同志负责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几年，注重对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信息的交流，这为后来的党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汕头大学教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原秘书长肖效钦说：盖隆同志是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第一、第二届常务副会长，以后又长期担任学会的顾问、副会长。在主持研究会工作期间，做了大量的开拓性的贡献。1980年筹备成立党史研究会，盖隆同志和胡华是最积极的支持者，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当我们因经费问题陷入困境的时候，是盖隆同志出面为我们解决了难题。在与盖隆同志十多年的密切交往中，令我最难忘怀的是他那种平易近人、体谅下情、刚正不阿、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应当说，众多的老同志和大专院校、党校的党史教学、研究工作者能够集结在党史研究会，盖隆同志是功不可没的。他促进了全国党史工作者的广泛团结合作。
《经济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胡晟盛说：我从1981年起有4年时间，负责党史研究会办公室的工作，有许多感受。盖隆同志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而中央党研室是党史研究会的主管部门，他在工作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中央党研室要大力支持研究会的工作，要加强指导、把关定向，但不能把研究会办成党研室的一个附属机构、一只空牌子。我们之所以要成立研究会，是顺应党史工作的新进展，全国党史界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团体，研究会应当充分发挥社团的独特作用，积极自主地开展活动。这样，研究会既可以成为中央党研室联系全国广大党史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又可以更广泛地集结全国党史工作者，在更宽松的学术气氛中开展各个层面的研究工作。因此，盖隆同志主张研究会要多开展活动。那几年，研究会在北京、南京、成都、南宁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起到了活跃全国党史研究的作用。特别是有些当时中央党研室不便公开出面组织研究的问题，通过研究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同时，盖隆同志十分注意发挥党研室以外的研究会领导的积极作用。他主持研究会领导商讨重大活动问题时，除了认真听取冯文彬、李新、胡绳等党研室领导的意见，还总是请胡华、肖效钦等同志多发表意见。凡举办学术讨论会和编论文集时，他总是提醒我们，要多注意地方党史工作者和党史教师的研究成果。盖隆同志工作很忙，他经常是占用休息时间领导研究会工作，开学术讨论会时更是辛劳。我曾经劝他注意休息，但他说，通过研究会的活动，可以调动全国各方面党史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全国党史工作者最广泛的合作，应当尽力多做。
会上，国防大学教授丛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张湛彬、国防大学肖冬连、中央党史研究室赵福田等同志也发了言。与会者通过深情的回忆和追思，一致感到，虽然廖盖隆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业绩和风范将长久地活在我们心中。他勤奋的治学态度、不倦的探索精神、开明的领导作风、忠厚的长者气度，过去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染，今后更要以这样的精神和风范来鼓励自己并影响后人，把党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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