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9期
鲁迅眼中的日本
作者：杨 薇
在鲁迅看来，藤野先生身上有一种感动人心的精神力量，而使鲁迅“总还时时记起他”。鲁迅后来曾回忆说：“在我所认为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倦倦教诲，小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理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而藤野先生在晚年追忆鲁迅时，却觉得当年并未给予鲁迅太多的什么，不过“些许的亲切”（参见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日本《文学指南》，1937年3月号）而已。
也许在当时“鄙视中国”的国度里，藤野先生是为数不多的没有民族歧视的人道主义先生，所以令鲁迅终生难忘。鲁迅后来曾在作品中写道：“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外天幸，这岛国早就被我们灭掉了’（《坟·说胡须》）。”又云：“唐朝时，日本曾向我们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厉绥之《50年前的学友——鲁迅》，《文汇报》，1961年9月15日）。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味出当时作为落后国的留学生沉重、复杂和极不平衡的心态。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返回了东京。他曾写道：“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于是译起文来。
鲁迅的日本观虽未形成“研究体系”，但在其作品中亦有不少关于日本的论述，他的日本论经常是与中国加以对比而论之的。在鲁迅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某种程度上已接受了西洋文明的洗礼，人的主体性有所觉醒；而当时中国的国民性尚处于“不自觉”的前近代状态，因此要用自己的笔唤起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日本型文明”与“中国型文明”
鲁迅在作品中，一再将日本文明与中国文明加以分析、比较。他说：“他们（日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作和尚的谁也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然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易，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
据鲁迅所见，“日本型文明”旧的传统少，反倒没有了各种“禁忌”，当各种外来先进文明进入时容易“转型”，易于接受；而中国传统文化悠久反倒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当外来新事物进入时，固有的“文化定势”则表现出排斥、拒绝，而难于“转型”。“每一新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而日本则不同于中国，无论是中世纪“倒向唐文化”，还是近代的“倒向西洋文化”，那种对外来文化“饥渴的”、谦卑的心理是中国难与之相比的。同时，鲁迅严厉批评国人老子天下第一的“文化优越感”，并警告国人，若不克服这种傲慢的文化心理，中国将永远落伍于日本。鲁迅还纠正了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偏颇之见”，指出：“他的会模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创造，不是更好麽？否则，只不过一个‘恨恨而已’而已”。鲁迅认为，“会摹仿”正是日本文化的优处所在。同时鲁迅还赞美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极高的优选力和判断力，“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采用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鲁迅观察并捕捉到了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之“巧妙”，并深表赞叹。
（二）日本人的认真与中国人的不认真
鲁迅还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日本人的国民性加以对比，认为日本人有着质朴、认真的良好的国民性，并对中国人的虚伪、做事马虎、不认真的国民性进行了批评。他说：“中国实在太不认真，什麽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天谈照相，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鲁迅在弘文学院就读时，该院校长除兴办教育外，还热心于柔道。柔道特别强调修身，即培养自己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从这项体育运动中，鲁迅也觉察出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精粹之处。相比之，鲁迅感到中华民族就缺乏这样一种韧性的认真精神。中国人好象总是认为世界上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事情，什麽都不以为然，大有马虎从之之病。（增田涉《鲁迅的印象》，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1956年第27、124页）。直至晚年，鲁迅还强调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办事认真的态度，“即使排斥了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味药，还是不得不买的”（同上）。
（三）日本文艺论
对作为东西文化枢纽的日本文坛，鲁迅颇多赞意，“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读本，我想，除德国外，肯介绍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鲁迅书信340727致唐韬）。
鲁迅弃医从文后，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就是夏目漱石。据周作人讲，鲁迅当时很爱读夏目长篇小说《我是猫》。直至晚年，鲁迅还劝一位日本青年，“你最好还是看一看夏目漱石的小说，他的小说很有意思”（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8集，第262页）。鲁迅作品中的诙谐、嘲讽色彩，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夏目早期小说那种笑而带涩的俳谐风格和讽刺精神。周作人曾说，“鲁迅小说上虽看不出明白的痕迹，但总受他（夏目）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周作人《鲁迅文学修养》，《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63页）。鲁迅终生热心购买了几乎所有夏目作品，直到晚年还通过内山书店购买《漱石全集》，收到第11分册是在逝世前10天。他欣赏夏目的低徊与俳谐风格，共鸣于其讽刺趣味。周氏兄弟协同配合，曾译介一批日本白桦派作品，对厨川白村的文艺创作观有着强烈的感铭。“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
在日本期间，鲁迅对日本画谱亦表现出兴趣，其中他尤为注目的是“浮世绘”。所谓浮世绘，即日本的风俗画，它是江户时代出现的反映日本社会生活，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绘画。浮世绘的最大成就以江户末葛饰北斋（1760－1849）为代表。鲁迅后来曾说起过，“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的是北斋……依我看，恐怕还是北斋适合中国一般人的眼光”（《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63页）。“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麽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正是出于内心的挚爱，鲁迅在日本买了不少北斋的木版画谱，他因有名的《北斋漫画》太贵而没买得起，心中觉得十分遗憾（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1957年，第200页）。
另有一种日本民间艺术形式——歌舞伎，对鲁迅亦很有吸引力。这是一种已有300年历史的，具有日本古典艺术风格的戏剧。鲁迅在仙台学医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较大的“森德座”剧场，间或演出歌舞伎剧目，因票价便宜，所以生活清苦的鲁迅也常去看。歌舞伎那优美的伴奏，夸张的艺术表现使鲁迅感到既亲切又新鲜。颇富诗意、五光十色的日本文艺曾带给鲁迅无限美好的感受，直至晚年，他还曾和日本友人深情地回忆起这些难忘的往事。（池田幸子《最后的一天》，《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2辑，1937年）。
（四）日本研究的提倡
在日中关系十分紧张的1931年，鲁迅却大胆地提倡国人进行“日本研究”。他曾说，在排日之声尤为激烈的今日，我仍向中国青年提一忠告，那就是日本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而我们除了“四千年的旧文明”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必须研究日本，而不要因失去了西藏才去研究英吉利，因云南告急才去研究法国（《鲁迅全集》（日文版）第10卷，第421－422页）。他指出，即使日本这样的“仇敌”，对于他所有而中国所无的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鲁迅眼中的日本，总是在与中国文化的宏观对比中出现的，他带着后进国知识人沉重与压抑的心情观察与审视日本，无论是对日中两种不同类型文明的比较，还是对日中两国人生态度的比较，都意在探寻中国“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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