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
作者：龚育之
第五个问题，解放思想，增强党性。在这个问题下，彭真发挥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他说：在《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贯彻以后，北大的运动总算走上正轨了，但思想还有些乱，还有些长期未解决的历史纠纷，现在又流行着许多拒绝批评的说法。不能说批评谁就是对谁打击报复。问题在于分清是非，不在于对谁批评。不管你是工作队员，是校系领导，是一般同志，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批评自我批评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解放思想，增强党性，放下包袱了。这次你们批了校系领导，现在说怕打击报复。那我要问：你们中有些人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时挨了批的，是不是你们这一次对校系领导的批评就是打击报复？彭真还批评了那些在个人小事上纠缠不休、滔滔不绝的争论爱好者。要求不管挨过批评的，批评过人的，都首先检查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展批评。尽自以为是，不自以为非，北大这股歪风要扭过来。
第六个问题，高校四清要密切结合教学实践，落实在教学改革上。彭真强调：政治挂帅要挂业务的帅。政治是灵魂，灵魂要有个躯体，躯体就是教学。前一段工作队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没抓教学。第七个问题，关于重在表现。彭真强调这是毛主席讲的，这就是列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不重表现，只讲出身，那就把现在的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推出去了。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有人说，重在表现与阶级观点是矛盾的，其实，重在表现正是阶级观点。人家背叛了原来的阶级，跑到我们阶级一边来了，这不是阶级观点吗？
第八个问题，健全校系两级党的领导核心。有才有德的，要破点格，提拔一些年青人。他以北京市的情况为例，说明现在提拔老生力量都不容易，提拔新生力量更难。
最后，彭真归结为三点：一是要把大是大非问题、已成熟的问题弄清楚；二是解决北大党内的团结问题；三是抓紧教学工作。
这篇东西，从提纲到报告，完全是彭真口授口讲。当时大家都说好。现在看，我仍然认为好。虽然在那个时候讲话，自然有那时的历史局限，不可能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转折后的认识来要求。比如，对《二十三条》，就还没有可能作《历史决议》中那样的评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讲话虽然还按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讲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却完全没有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重点放在不能说陆平是走资派，不能说那么多校系干部是走资派，不能说全国全党有那么多走资派上。通篇讲话的着力点，是贯彻《二十三条》纠“左”或可以被用来纠“左”的精神和条文。讲话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关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关于错误人人皆犯、大小性质不同，关于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关于讲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些论述，所讲的是我们党正确的政治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党极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一九六六月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中也包含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彭真的《二月提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连带也批了彭真指导北大社教的这些方针和这篇讲话。这是后话了。
（四）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
彭真报告以后，经过初步学习，大家拥护。暑假已经开始，经中央批准，工作队员放假，工作队领导小组和北大党委要求，北大干部利用假期深入学习，领会精神，总结工作，清理思想。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按照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的通知，北大校系两级主要干部、部分支部干部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到国际饭店开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共二百五十多人参加，是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会议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宣部副部长、工作队长许立群，副组长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会开了一个多月，在贯彻《二十三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和彭真报告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单位隔阂有了消除，团结有了恢复，到九月四日，许立群代表领导小组宣布：除哲学、经济、技术物理三个系和校常委还要继续讨论外，其他各单位的整风学习都告一段落。
这三个系，社教运动前期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折腾得很凶，党内裂缝很深，再加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积累下来的未解决的纠纷，表面的团结都还没有达到。所以还要做思想工作和弥合工作。何静修、陈道和我分别参加了这三个系的继续整风学习。
我去的是技术物理系。跟很多人谈过话，听过许多人的思想清理，还参与帮助他们研究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是非，当时开玩笑说，帮助技术物理系总支做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手头没有文字材料了。模糊记得：争论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一位预备党员学生应不应该划右派争起的。当时有些党员主张划，有些党员不主张划，总支后来决定不划。一九五八年双反运动时，有些党员批评总支右倾，说总支包庇了好多右派。那位学生该不该划右派，成为不同意见交锋的焦点之一。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起来，总支认为这些批评是反对总支，是反党，其中几位工农出身的复员军人还被划成“分子”遣送还乡。一九六二年虽然做了甄别平反工作，没有很好解决问题。到社教运动中，翻过来批评原来总支对待他们是阶级报复，并且联系到他们所受的放射性伤害，阶级报复的调子喊得很高。《二十三条》以后，双方还争论不休。
这“历史决议”是怎么做的呢？大体是：那位党员鸣放时有些错误言论，属于可划可不划，考虑到北大学生中右派已经划得很多，这个学生不划是可以的，并且已经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应该说是严肃处理了。坚持指责总支包庇右派，是没有理由的。这个学生早已病故，更不要纠缠了。至于反右倾中，把指责总支右倾的同志打为反领导、反总支，遣送回乡，那是完全错误的。遣送回乡，与那时按政策把在学校工作的大批转业军人送回乡去也有关系，甄别平反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要继续解决好。至于放射性伤害，一些在实验室工作的工农干部转业军人受到了，应该关心他们，很好给他们疗养，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也受到了。当时主要是防护放射性伤害的知识少，甚至有些问题上无知，而又干劲很大热情极高，明知有伤害也抢着拼着干。卫生部某局的调查也作了这样的判断。因此，不要讲什么阶级报复。等等，等等。②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反右严重扩大化了，那么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统统都改正了，为该不该把一个有点“言论”的已故学生划为右派而多年争论不休，岂不可笑可叹！但在当时来看，那个结论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持平的历史结论。当时大家表示赞成，至少是表面上赞成。在这个基础上，弥合裂缝，加强团结，技术物理系的问题算是解决了，技术物理系的整风学习会在国庆节过后也结束了。
其他两个系的整风学习情况我没有直接接触。只知道经济系也较快结束了。唯有哲学系，因为总支书记是聂元梓，在前期社教中她不是被斗的而是斗人的，据说她平时不大工作，运动一来就兴风作浪，社教运动开始，她上斗陆平，下斗哲学系窄来的总支书记，整风学习会轮到要她自己清理思想，她就顶着。哲学系历次运动的争端多，能言善辩的“常有理”和争论“爱好者”有的是。直拖到第二年一月，哲学系的整风学习会才结束。
（五）未能写成的关于高校社教的文件
彭真同志，中央五人小组，中央书记处，之所以那样关心北大社教，不只是关心一个学校，而是担心全国高校全国学校社教都那样搞，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局面。所以，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即要求“中宣部帮助工作队总结经验，写出文件”。许立群一方面领导工作队在北大搞纠偏，抓团结，抓落实到教学，一方面受彭真之托，准备对高等学校社教运动怎么搞，为中央起草一个文件。
一个草案已经写了出来，并且在北大工作队里征求过意见，因为工作队有从各地各校调来的干部，他们都是来“取经”的，都是准备回去在自己那里的高等学校搞社教运动的。自己参加起草文件，算是自己参加“写经”吧。这个草案，在《二十三条》的框架下起草，力图把我们那时理解的《二十三条》反“左”的精神和规定，写得更充分些更具体些。许立群的基本出发点是：“高等学校的形势是：学校数目不多，党委都由省市委直接领导，负责干部归中央管理，党的组织较强，同农村不一样，不会有多少烂掉的。”“从这个估计出发，就不是搞从下而上的革命，而是搞从上而下的整风。”他主张，高校社教可以考虑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段，党内整风，主要是党员干部和教员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发动党员提意见；第二段，自我教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段，准备教改，提高教学质量。这三段是主要的。第四段，清经济，主要是行政部门；第五段，对敌斗争，确属敌我矛盾才斗争，未弄清前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他还主张，高校社教中一般不贴大字报，不开大会，不揭政治历史问题，不公布档案审干材料，学生对教师提意见要背靠背。还有一条：“运动中不许打态度。”他说，不问清是非，先来个打态度，效果历来不好。并说这一条是彭真说的。至于一般派不派工作队，许立群还没有拿定主意。
另一个草案也写出来了，这就是蒋南翔的草案，也是受彭真之命而起草的。蒋南翔强烈主张不要派工作队特别是庞大的工作队到高校去搞社教，认为可以信任和依靠原来的党委领导运动，派大工作队势必把原来的党委抛到一边，形成夺权，犯北大工作队那样的错误。蒋南翔还同许立群谈到，他在清华就不提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而是提团结全体，团结两个百分之百。真发现了敌人，再处理不迟，不要先把两个百分之五的人划到团结的范围之外。他还主张就从抓教学改革入手，不要最后才抓教学。许对蒋的意见很欣赏，认为这些主张可能比他自己的草案更符合高等学校的实际和需要。许立群还向我谈及延安整风中抢救运动搞得很凶很“左”，蒋为此向中央上书，提出系统的批评意见的往事，称赞蒋的勇气和见识不简单。而他自己起草的高校社教文件草案，还摆不脱现成的框子。
后来高校社教的文件始终没有拿出来。许的这种考虑恐怕是起了作用的。当然，主要是由于后来部署又有改变，中央发了通知，文教单位的社教一律停下来，高校师生都去参加农村和工厂的社教。许立群说，文件草稿本来不成熟，现在更不需要发了。这里我还想附带提一下蒋南翔对北大技术物理系社教运动的看法。技术物理系是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很重要的一个系，又是北大社教中纠纷较多裂痕较深堪称老大难的一个系。蒋很关心，我向他介绍了这个系历史纠葛的简单情况。蒋说：两部分干部长期斗来斗去，不是办法，可以调开一些人嘛，不必非要合在一起又费力气来解决团结问题。调开的人要妥善安排，但办技术物理系还是要靠某某某这样有业务专长的干部（他指的是一位在系里当权而在社教中被批评为总支包庇的“漏网右派”的党员教授），不能都依靠没有业务专长的行政干部。这一番话很实际，很在理，超脱了你是我非还是我是你非的自称是原则性分歧其实是被夸大的小是小非纠葛，叫做“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
（六）从《二月提纲》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同彭真同志还有过一次直接接触，那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武昌的东湖。
我写过一篇《〈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详细回忆了我帮助许立群准备报送彭真和五人小组的七个材料（后来被指责为给《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做准备的七个“黑材料”），我随许立群跟彭真一起坐专机飞武汉，我听许立群谈他们向毛主席汇报的经过，毛主席只提了两点意见，删去这两点，就把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发出，以及在武昌东湖休息几天，还参加了彭真主持的对毛泽东七千人大会讲话记录整理稿的修改，等等情况。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总之，那时我们以为《二月提纲》既经毛主席同意，又发了中央文件，“学术批判”由于姚文元批《海瑞罢官》而日益紧张的形势，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控制、纳入正轨了，就像《二十三条》和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以后北大社教的形势得到控制、纳入正轨一样。所以，回到北京，在学术界组织讨论《二月提纲》，有同志把它称为“学术批判的二十三条”，我们是很高兴的，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我们的想法大错特错了。在《二十三条》的基础上，是不可能真正控制局势、纳入正轨的，因为《二十三条》的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整党内走资派，那些纠“左”或可以用来纠“左”的条文是从属的。不过一年的时间，“左”的核心就冲破从属的东西，汇合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漩涡中去了。在《二月提纲》的基础上，更不可能控制局势，把学术批判纳入正轨。它本身就反映了严重的“左”的指导思想，仅仅因为有若干试图控制局势的条文，不到两个月，整个文件就被指责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以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为由头，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为控制和稳定北大社教的局势，为控制和稳定《海瑞罢官》批判的局势，彭真、许立群等许多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不，都成为罪状了。从四月杭州会议到五一六通知，彭真被打倒了，陆定一、周扬、许立群，被打倒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阎王殿被砸烂了。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领衔的七人大字报在北大贴出来了，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七个作者大都是北大哲学系社教中的积极分子，对《二十三条》以后的纠“左”心怀不满，伺机发难。听说，原来准备就写北大社教的事，后来觉得写现实问题更尖锐，就写了学术批判的事。大字报的矛头是明确的，就是指向彭真同志。大字报的来头是很大的，是康生夫妇煽风点火、运筹帷幄的结果。由康生、由《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把大字报内容报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和全国各报刊发表。六月一日晚上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并且配了一篇把这张大字报吹捧上天的评论。于是，聂元梓成了呼风唤雨、红极一时的大左派，宋硕、陆平、彭珮云被称作“黑帮”打翻在地了。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竟称要求各自都作自我批评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围攻革命派”长达七个月之久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而据说是被“围攻”的“革命派”聂元梓，在会议期间还同一位老干部结了婚，红旗轿车早晨送她来开会，晚上接她把家还！这叫做“c白色恐怖”？真是云乎哉！云乎哉！
从北大开始，文化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彭真在北大社教讲话中担心的局面，不幸而言中，果真出现了，而且以比他的担心还要严重、猛烈得多的形式出现。而且从学校蔓延到党政机关，蔓延到工厂农村，一场全国浩劫长达十年之久。
《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历史是非和历史经验作了基本的总结。从上面回忆的这段历史来说，我以为最根本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左”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根本上澄清和纠正；局部的纠“左”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引向从根本上纠正，那“左”的指导思想还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在局部纠“左”的基础上不可能稳定局势。只有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从根本上纠“左”，把全党全国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和文化建设为中心，才能在牢固的基础上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①这次谈话记录，我曾经整理出来在中宣部内部印过，“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出来，又由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万岁》等书籍中印过。毛泽东逝世后，我把原记录交给中央档案馆了。其中谈《红楼梦》的一大段话，现已编入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但全文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因为《毛泽东文集》的编辑方针，是只收那些正确或者基本正确、比较正确的重要文稿。而八月十八日这次谈话，许多地方都是谈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对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往前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往后同二十三条提出党内走资派、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思想都有联系，而这三件事，历史决议作了结论，都属于“左”的错误。在我同王志强合著的《科学的力量》（二００一年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我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我所记录的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
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大辩论工作组问题，有人告诉我，江青一个雨夜在大操场上，抓住社教运动中提出的技术物理系所谓阶级报复的问题，大做文章，向在场的几千师生说，她做过放射治疗，知道放射伤害的痛苦，并且歇斯底里大发作，竟指当时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为“杀人犯”！我们经过多方调查和研究作出的这个“历史结论”，就这样被江青不做调查、不负责任的一句话给推翻了！(责任编辑：萧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