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9期
习仲勋主政南粤
作者：卢 荻
“杀出一条血路来”
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还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很正确的，很受拥护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看来，在计划、财政、外贸、外汇、物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习仲勋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接着，习仲勋作为中南组的召集人和其他大组的召集人一起，在中南海会议室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边界划出一定的区域，进行观察、学习、试验。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和支持。
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是明确的，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会议期间，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广东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创意的设想，他深思熟虑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批准，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作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习仲勋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时，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等省委领导向他作了汇报。谷牧对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改革开放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发了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如一夜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落实“中央50号文件”。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那些脑袋僵化、死抱教条的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那时反对办特区和反对邓小平的人不少，广东地委书记中，就有两三个是反对邓小平的，北京也有人说，邓小平不懂经济，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对于办蛇口工业区，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少了一‘块罗!”也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即便在中央高层当中，也有不同意见。
如在1980年9月，习仲勋和刘田夫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他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负责人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习仲勋、刘田夫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这位副总理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但一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中国大大落后了。就广东而言，因内地群众与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愈来愈大，逃港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显示出来。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出路。虽然这位负责人不赞成，但广东的大胆设想，得到了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特区得以继续试办下去。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以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省三个特区的管理工作。他们广泛调查研究，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起草特区条例，包括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治安保护法等8个条例。
1980年3月，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提出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确定了深圳、珠海特区的范围，并同意广东省的提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条例》的说明。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宝安、珠海、汕头由建设外贸出口基地到出口特区再到经济特区，从酝酿到正式诞生，前后经过两年的时间。习仲勋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经济活动先行一步，作出重大的贡献。8月底，习仲勋带领广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随后，习仲勋还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9月24 、25日，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取了广东汇报之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9月28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中央这一纪要，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临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元帅的嘱咐，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无限的希望。因为习仲勋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能够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如雪片似的飞进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他的案头。
经过听取汇报，审阅大量的案卷，并经过深入到各地调查研究，习仲勋基本弄清了广东各种冤假错案的情况。
1978年11月，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他说：广东称得上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人窃取广东党政领导大权达7年之久，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于了大量坏事，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错案、假案、冤案。他们为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进行了大量的罪恶活动。他们按照江青“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例如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的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据地的党员、群众也受到类似的迫害。例如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等革命武装，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湛江地区的揪“南路党事件”，使广东西南部老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受到迫害。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万多人，占原干部的15％，其中原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共6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4．5％；被揪斗的数量就更大了。由于他们支持乱打乱杀，挑起武斗，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前段查明并作了善后处理的共3．9万多人；从各地披露的材料看，还不止此数。他们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多名干部无端受到清洗。他们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其中被遣送回乡的干部5000多名。他们还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
1979年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彪、“四人帮”一伙策划揪“南方叛徒网”，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应彻底揭露和清理。至于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一切诬蔑之词，必须统统推倒。省委郑重宣布，凡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平反昭雪。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为“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平反昭雪。
习仲勋还指示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遗留案件，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对广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同志分别作了检讨。方方由分局第三书记改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一大批地方干部受到处分和牵连。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1957年底，是年12月，省委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冯白驹撤销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的处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作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致使这批久经考验的地方干部蒙冤20多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习仲勋和杨尚昆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认真复查。他们虽然遇到省委中有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他们还是坚持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时，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1979年8月，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习仲勋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关心过问这一案件的彻底平反工作。1982年4月7日，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但由于有人想为复查结论“留尾巴”，结果节外生枝。习仲勋为赴京上访的曾史文做疏通工作。经陈云、黄克诚、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宗历时20多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全省各级党委为原划右派分子做好摘帽、改正工作，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对习仲勋和杨尚昆是这样评价的：“习仲勋和杨尚昆在广东不到两年就走了。由于他们自己有过多年被监禁的经历，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他们在‘解放’广东干部方面就起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在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了作用，而杨尚昆则在争取当地部队——有些原是林彪、黄永胜和丁盛的老部下——的合作方面起了作用。”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责任编辑：瑶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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