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柳亚子所哭的“无双国士”
作者:吴小龙
沁园春
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浊流,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这首词,倒是体现了诗人的桀骜狂狷与意气不群。但是,说实话,确实“不能尽如原意也”。毛词雄视千古,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些政治领袖、帝王将相一扫而光——他自己后来称这首词的主题是“反封建”。而柳词则只敢横扫“千古词人”,把“词苑苏辛”和近代的纳兰性德统统骂倒。至于他要与毛泽东一起“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恐怕更是有点令人觉得不知所云。但是尤其令人不得其解的他在诗中所悲悼的“无双国士,绝代妖娆”,若不知其中的“今典”,由词中前后文的意思来猜度,只能理解为是某一位退出了“把握今朝”者的行列的重要的、然而因为柳亚子之故而失败、夭折了的政治人物。那么,柳亚子的这首“词”,可就意味深长了。然而不是。这位“国士”,并不是领袖级的人物,他是李少石。
李少石是广东新会人,早在1925年在广东岭南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到海员工会工作,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去香港、上海等地工作。他曾经奉党中央委派在香港组织交通站,负责上海和苏区之间的中转任务。1934年他被捕,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时,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作为重要“政治犯”被营救出狱,其后被党派往华南工作。在日寇攻占香港时,他和廖承志、潘汉年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功地组织了大批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的撤退。1943年调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并且担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不但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也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他的夫人就是廖梦醒。当年他被捕后,就亏了这一层关系,得到柳亚子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的全力营救,因而得以不死。此外,李少石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因此,他与柳亚子这位著名南社诗人后来在切磋诗艺中结下了忘年交(柳亚子长李少石20岁)。柳亚子对李少石的诗才评价很高,称他是“玄元皇帝孙枝九,卫公兵法谪仙酒。诗翁能诗不能饮,红棉花底丰姿秀”,而且“陈思八斗才宁后”,把他与李白和曹植相提并论。读读李少石的诗作,我们可以知道柳亚子的评价虽然夸张,但不是过誉。这里以他的《咏史》、《南京书所见》为例,可见一斑:
“万千逻卒猎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安内难忘伤手足,攘夷偏惜掷头颅。天之未丧斯民主,人尽能诛是独夫。二世亡秦前鉴在,祖龙何事怒坑儒?”(《咏史》)
“丹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争日月光。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南京书所见》)
然而,1945年10月8日,就在重庆谈判即将结束,双十协定即将签字前夕,李少石却不幸遭枪击逝世。而在他死前,李少石正是与柳亚子在一起,他是在送柳亚子回沙坪坝住处后,在乘车回八路军办事处途中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的。柳亚子闻讯大恸,其后写了许多首诗哀悼李少石。在其中一首诗的长序中,柳亚子详细记述了李少石那天被难前他们在一起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傍晚,余访少石曾家岩五十号,候于宾座,久久始至。会所假汽车复有他用,司交通者促余急行,遂挟少石登车,车中携余所撰《巴山集》一卷,狂吟朗诵以为乐,声浪震遐迩,有天风海涛之概。既抵沙坪坝,车复入城,余与少石握手为别。宁知天长地久,此恨绵绵,遂为永诀哉!午夜梦还,有客剥啄,开扉延入,惊悉少石噩耗,谓归途为暴客所狙击,入市民医院,以伤重不治,七时四十五分竟死。呜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何不幸而蹈王茂弘之覆辙也!……假令少石不嗜余诗,余必不挟少石登车,即少石必不死。少石之死,死于余,亦死于余之诗。”
李少石之死,使得柳亚子痛心疾首,恨疚不已。晋人王茂弘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故事不断萦绕他的心头,他写了长诗《哭李少石》,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亦嘉陵江上来,柔荑紧握婵娟手。诗翁与我尊行辈,午夜抄诗意良厚。伴我归车毒弹飞,伯仁由我终身负。诗谶头颅一掷轻,(柳亚子注:少石临命前七日,以诗示余,有“莫讶头颅轻一掷,解悬拯溺是吾徒”谓非诗谶而何?)诗翁名字千秋寿。欲哭休嫌近妇人,寝门一恸凭几。剪纸难招鸟魂,题诗疑作鲸鱼吼。……”
李少石入葬之后,柳亚子又写了长诗《誓墓行》,表达自己的沉痛心情:
“恨海愁天十八九,山阳邻笛黄垆酒。痛哭深山誓墓来,芝兰玉树埋灵秀。番禺李生美少年,卫丰姿张绪柳。五载圜扉志不摧,廿年党籍功谁耦?香港当时脱险归,渝州今日成仁又。士兵失教纪纲裂,四强惭愧厕盟友。横飞毒弹化龙桥,成仁恰在红岩右。何事驱车竟读诗,追原祸首关髯叟。……只惜髯翁百感伤,儿女追随意终负。醇酒难消长夜愁,高名枉共南山寿。便欲凭棺一恸来,高明竟召鬼窥。天道宁论万事非,归来宵梦犹悲吼。”
正是在这样的痛疚和恨悔心情之中,柳亚子在给毛泽东的和诗中写下了“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的句子。作为诗人,在诗友的唱和中涉及其他诗友的命运遭际,表达自己的心情,当然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对于毛泽东这首以纵论千古英雄人物为主题的诗作,柳亚子的和诗虽然强撑出“要上天下地”的豪气,但他所哭的“无双国士”,恐怕还是很难摆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君与我”的行列里去。
至于李少石的死,究竟是误伤还是国民党的蓄意暗杀,在山城一时众说纷纭。由于国共之间长期的不信任和敌意,各种猜测都是可能的。但是从柳亚子的悼诗中提到“士兵失教纪纲裂”,可以看出当时是已经有调查结论了。这在后来钱之光的回忆录中作了详细的记述:“10月8日双方会谈纪要定稿的那一天,张治中先生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饭后我们正在看文艺表演,《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一个同志进来向周恩来同志报告。周恩来同志立即站起来,随即把我叫出去。原来是李少石同志当天下午陪柳亚子先生回寓所时在返回办事处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了。司机把李少石同志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后,就到《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周恩来同志要我马上到医院去看望,同时也把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找来,要他查明情况,缉拿凶手,并要张镇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当时因为真相不明,大家作过种种猜测,都同毛主席的安全联系起来;外面也有不少传说。随后周恩来同志来到医院,我也在场。为了慎重起见,我还参加了尸体解剖化验,取出弹片多块。事后经调查,这次枪击事件是由于李少石同志所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路上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国民党的一个排长见车未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同志的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因此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为了这件事,《新华日报》发表了澄清事实的声明;与此同时,我们还慰问了国民党士兵,并承担了他的医药费用。这充分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办事情是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据说,国民党当时很怕共产党利用这一件事大造舆论,而周恩来则表现出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态度,还去医院看望了肇事的国民党士兵,使得他们深为感动。一场可能的危机由于周的高超斗争艺术而得到化解。
但是这一件当时已有结论的事后来却有了不同的说法,即国民党“暗杀”说。国内五、六十年代的种种出版物基本上都持此说。而这种说法,后来又为曾为军统高官的文强所“证实”。事见赵浩生对文强的采访记录:“……那天和杜聿明先生一起接受我采访的,还有当年国民党的徐州‘剿总’副参谋长、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我很直率地对他说,文先生,你要原谅我提出一个很直率的问题,那就是你跟总理的关系。过去你是做特务的,是不是曾经参与过密谋刺杀总理呢?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听了我的问题,立即放声痛哭。他说,赵先生,你问得好啊,我要给你讲讲真心话,给总理讲讲真心话。接着他回忆起1945年发生在重庆的一件事: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在‘双十协定’签订的前两天的晚上,乘坐总理的汽车送柳亚子回家,回程时,李少石在车子里被人开枪暗杀了。文强说,他是这起事件的策划者之一,当时计划刺杀的对象不是李少石,而是总理。蒋介石想用这个手段来破坏‘双十协定’。文强又说,当时在总理住的地方,不管是在重庆,还是在后来南京的梅园新村,或者在上海的马斯南路,周围都布置了重重特务。好像天罗地网,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把总理杀害。但是后来蒋介石终于未敢下手,怕引起国际间的反应,特别是当时蒋介石还想要美元。接着他又谈到了在各个不同时期他所参与的许多谋害总理的活动。总理当时就是这样在四面包围的特务枪口下坚持斗争的。”周恩来当时确实是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情况下坚持革命工作的,这一点自无待言。但是文强的这个回忆显然不确。李少石死于国民党士兵的误伤,也是当时已有明确结论的事,文强也不是这个事件的“策划者”。文强为什么会有那种完全失误的说法呢?显然,是他老年时的一种误记,甚至于,是老年人在记忆中对过去经历的一种合乎情感需要的改写和重构。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他的统战工作的高超艺术使他赢得了许许多多过去的对手的敬意,而这种敬意和崇拜之情就使得一些老年人在情不能已的情况下想象和虚构出一些“历史场景”。比如,还是这位文强老人,就曾经声泪俱下地回忆过在周总理逝世前三天他见总理最后一面的情形和周总理对他的嘱托。可是经过党史研究者的仔细考证,总理在逝世前三天已在昏迷之中,无法会客,根本不可能与文强会见。由此可知,文强老人的回忆是靠不住的。老人的情感是令人感动的,但老人所叙述的“事件”却不是事实,不能依此来重建历史真相。李少石之死的情况恐怕也一样。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