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蒋介石与反“台独”斗争
作者：谭一青
蒋介石向饶伯森明确表示：不管有没有美国的帮助，他都要防守金门、马祖。他还举出当初同意从大陈撤军时，台湾并没有坚持要美国作出保卫金门、马祖的公开声明作为证据，表明在美台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总是台湾方面作出更大的牺牲。蒋介石判断共产党不会立即进攻金门、马祖，因为只有在直接进攻台湾的时候，共产党才会真正进攻金门、马祖。如果在这种时刻，未经交战而自动放弃金门、马祖，那么国民党军队本身的威信将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蒋介石也将这件事与美国的利益挂上钩，宣称，金门、马祖已经成为美国在远东威信的一个象征，如果美国迫使国民党放弃这些岛屿，那么会给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造成极坏的影响。
蒋介石进一步向美国人指出，封锁中国沿海交通，并不能补偿放弃金马所带来的损失。他回顾说，当时叶公超还在华盛顿帮助美国人劝说蒋介石放弃大陈岛时，他便指出，撤出大陈最终将导致有人提议从金门、马祖撤退，那么连小孩子也不相信在防守台湾时他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他放弃金门、马祖，只能导致产生进一步的压力，走向台湾被托管。
蒋介石还表示：鉴于这是朋友之间的谈话，出于最大的信任，他可以直言相告，如果台湾当局做出放弃金门和马祖的决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支持这个决定，他无法再领导他们，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寻找另外一个蒋介石，可惜的是，美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像他这样对美国如此友好和如此反共的领袖了。蒋介石声称，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保住中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的信任，他将守住这些岛屿。他在会谈结束时，直截了当地对饶伯森说：他的答复是最后的正式答复。
1955年3月23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报人塞尔资伯格的谈话中，公开指责英美关于要求蒋军撤出金门、马祖的主张。据塞氏说：蒋总统在谈话中，对那些在雅尔塔会议上欺骗他的盟国，现在复建议“从他较前缩小的辖区中再继续放弃若干地点”表示愤慨。蒋介石说：试图强迫我们不经一战而放弃沿海岛屿是不公正的。那将违背所有的国际正义和我们盟国的义务。我们的军队在任何情势下都将不从外岛撤退，我们将不对任何的压力屈服。我们决心打到最后一人。若因我们退出大陈便以为我们将撤退马祖、金门，那是一个错误，我们一定将为这二岛而战。这对中国来说，或将成为一场有决定性的战争。
25日，蒋介石再次接见美国报人霍华德，表示：“保卫金门、马祖，并非出于刚愎的决定，亦并未看作单纯的一个有计划冒险，而是由于需要所使然。”蒋介石说：“希望这个需要将为自由世界所了解。这个决定牵涉到严重的士气问题，这个问题居于战术或战略的任何考虑之上。我们的军队必不能被要求放弃另一个战线，或自动的参加另一个撤退。……如果我们的士气被毁，即使我们的友人，亦将无法帮我们的忙。我个人极力反对此时采取可能在亚洲触发大战的任何行动；但我深信，沿海岛屿的坚决防御，最足以阻遏任何大规模战事早日发生。”
蒋介石与美国新闻界著名人士谈话以后，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以“蒋总统对金门、马祖的立场：不论有无美国的援助，他将保卫此二岛”为大字标题，向美国民众广泛宣传了蒋介石的主张。在蒋介石毫不妥协的态度面前，美国政府考虑到过分压迫蒋介石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故而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劝说蒋介石撤出金门、马祖的计划。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炮击金门。美国抓紧时机再次着手其从金马脱身的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以前就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部署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在面临攻击时撤退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大概会对台湾和其他地方的民心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有了停火，我们的判断，甚至是军事上的判断，就是，使这些部队继续驻扎在那里不是明智的，也不是谨慎的。”为了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军，杜勒斯进一步表示，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也“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同时，他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和平解决的主张，并暗示，如果局势发展使实际执行从沿海岛屿撤兵成为重要的问题，美国有办法说服台湾当局。
杜勒斯的讲话，对于蒋介石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蒋介石决定给予回击。10月1日，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与杜勒斯的讲话针锋相对，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削减驻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也反对使沿海岛屿的地位有任何改变的做法。他指责杜勒斯的谈话令人“不能置信”，说：“杜勒斯先生一定知道，要求中共停火，那完全是如意算盘”。他说：“我现在还不能说杜勒斯先生讲那些话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呢，还是有其他的目的？”针对杜勒斯所说蒋在外岛部署重兵是不明智的话，蒋介石回答说：“就假定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亦只是片面的声明，我国政府并无接受的义务。”蒋介石还声称：决不理会所谓沿海岛屿“中立化”及撤出或减少驻军的各种主张，“就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流至最后一滴血，亦决不放弃金门群岛的尺土寸地，这是我可向各位坚决保证的”。
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作出和平解放台湾的重要决策。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周恩来也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而美国则向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这将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回到祖国来。这个情况是很微妙的。”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周恩来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此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表达了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真诚愿望。
1960年10月，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他们在辩论中都利用中国台湾沿海岛屿问题，互相攻击。
肯尼迪在竞选辩论中表示，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是应该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认为，金门、马祖对于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美国的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他强调，为了两个在军事上无法防守或者对台湾的防御并不重要的小岛，而被伺机拖入一场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是不明智的。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这场有关台湾地位与命运的美国人之间的“辩论”。10月11日，他对美国记者考普莱发表谈话，不点名地批评了肯尼迪的论点，坚决地宣称，台湾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放弃沿海岛屿，哪怕美国不予支持也决不改变这一立场。
13日，蒋介石再次接见美国记者莫尔文，坚决地表示：“美国怎么做，是她自己的事情，而防卫中华民国的政策，乃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即使我们必须单独作战的话，我们也将贯彻到底！”当记者问及，是否在某种条件下，中华民国可以同意放弃外岛？蒋介石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外岛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战至最后一人，我们亦必防卫到底！”
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台湾“外交部”于10月14日发表声明，点名批评肯尼迪：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政治领袖，在激烈的竞选期间，居然不负责任地，大慷他人之慨，而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随便处置了，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且这个国家，正好是他的盟邦。我们愿意确切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如下：在任何情形之后，中华民国决不会答应任何人的要求——包括肯尼迪议员在内——而放弃他的任何一平方英寸领土。
随后，蒋介石于10月底视察了金门，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11月底又在台湾举行14万人的军事大演习，向美国人一再表示他固守金门的决心与力量。
鉴于蒋介石反对“划峡而治”的态度，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通过台湾海峡危机，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基本定型。这就是把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待时机成熟时，将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同时在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基础上，力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从而使得50至60年代美国历届政府所推动的在联合国实现“两个中国”的方案一直未能得逞。
镇压岛内“台独”活动
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台湾岛内要求使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政治活动分子，被称为“台独”分子。现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人正是“台独”分子最终集结而成的党派集团。而“台独”的发生与成长，都与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以及美国部分政客的支持与援助密不可分。
台湾最早的“台独”分子要数得上廖文毅和黄纪男等人。他们从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起，便着手策划台湾独立运动。1947年，廖文毅曾与黄纪男一道赴大陆专程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美国支持他们进行台湾独立活动。结果，司徒雷登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对抗政府的力量，全部都要依赖美国的支持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些“台独”分子的活动还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在50年代初期的许多对华政策文件中，总是提出一旦台湾内部发生变故，美国便支持台湾的“独立自治运动”的由来。
1948年2月28日，即纪念台湾“二·二八”运动爆发一周年的当天，廖文毅等在香港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同年9月，他们向联合国提交了第一号请愿书，建议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然后由人民投票决定台湾是否独立。
1950年2月，廖文毅等在日本组织“台湾民主独立党”。1955年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廖自任大统领，并发行机关报《台湾民报》。
1958年陈以德、林荣勋、李天福等人在美国成立“台湾独立联盟”。以费城为总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为分部，发行英文刊物《美丽岛》、《要求正义》等宣传“台独”理念的刊物。
1964年9月，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和他的学生谢聪敏、魏廷朝等人发表《台湾自救宣言》，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下，地下活动败露，宣言传单在印刷厂全部被扣，主犯3人也立即被捕。1970年，彭明敏逃往美国，成为风云一时的“台湾独立联盟”主席。
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蒋介石在台湾岛内实行军事若严，厉行党禁，坚决打击“台独”活动。岛内曾经破获数以千计的“台独”案件，都被冠以“匪谋”案等各种各样的罪名，加以严惩，故而使得“台独”活动在岛内难以立足。
在蒋介石时代，“台独”分子在台湾无法立足，而在美国、日本日见滋长壮大，就全赖美日两国政府的扶助与支持了。
1952年，曾经在台湾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的“台独”首领史明，因秘密活动败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于3月偷渡日本。后国民党政府透过“外交部”寄出通缉状给日本政府，要求以“叛乱第一司令”的罪名引渡史明回国。日本政府得知情况以后，反而将原本因偷渡罪要遣返的史明留了下来，不仅不再遣返，更发给其在日居留权，允许其在日本继续从事“台独”活动。
一直受到台湾当局通缉与监视的廖文毅，也受到日本政府的庇护，不仅长期在日进行“台独”活动，而且于1961年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佛尔柏莱特的具名邀请，请廖作为台湾反对党的领袖到联合国发表演讲。当时这一邀请令日本的“台独”组织倍受鼓舞，廖文毅本人也振奋异常。结果逼得台湾当局不得不以取消蒋经国访美作抵制，并且在与美国谈判蒙古进入联合国问题以及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讨价还价，不惜在外交方面作出重大让步才得以封杀廖文毅访美。
这些海外“台独”组织的头面人物，大多有很深的日本或美国背景和日美情结。例如，最早从事“台独”活动的黄纪男和“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大使”陈智雄，都是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外语学校。黄纪男毕业以后由日本政府派往马尼拉担任翻译工作，陈智雄则被日本外务省派往印尼担任外交官。他们都曾受到日本政府的长期“栽培”和“造就”，对于自己的出生地台湾的历史并无多少了解，相反对于日本政府却有不少感激之情。
由于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的不断交涉，60年代中后期，在日本的“台独”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台湾当局也派遣不少特务对在日的“台独”分子进行分化、瓦解以及暗杀、私捕活动，故而至60年代末，“台独”分子逐渐向美国集中。美国也为这些“台独”分子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基地。
1969年9月20日，全球性台湾独立联盟筹备会议在纽约召开，扩组“台湾独立联盟”，将日本的“台独”组织全部收罗旗下，决定各本部在统一纲领下维持自主性，并将会议结论通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美国总本部的机关刊物为汉文的《台湾青年》和英文的《独立台湾》。
“台独”组织头目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者又都以美国留学生居多。廖文毅曾是美国俄亥俄大学的留学生，“台湾独立联盟”的陈以德、陈隆志等都是台湾留美学生。“台独理论家”彭明敏也是留美的。这些人在美国对台政策的文件堆里寻找“台独”的理论依据，又跟随着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积极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廖文毅从事早期“台独”活动时，其理论观点就是美国国务院炮制的“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鼓吹应“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台湾公民投票”等等。
“台湾独立联盟”的领导人李天福则于1958年4月在美国最具权威的外交杂志《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文章“The China Impasse A Formosan View”,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反攻大陆神话论”、“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历史事实”、“台湾足以成为独立国家”等等谬论，许多观点成为“台独”运动的理论基础，影响了不少60年代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逼得当时的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也不得不起而撰文反驳李天福的观点。
60年代末担任“台湾独立联盟”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的陈隆志，曾是1958年台湾高考的状元，在台大读法律系时是彭明敏的学生。后来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时，其博士论文即是《台湾独立与建国》，是一部奠定“台独”理论的专著。
在美国的“台独”活动受到了美国一部分有影响人物的庇护与鼓励。1959年11月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中宣称：根据台湾人希望与大陆分离的民意调查结果，应成立“台湾共和国”，并使其成为联合国成员。1960年3月，美国外交杂志发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主张台湾应成为“中立国”，美国将继续承担保护台湾的义务。1961年1月，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提出“一个半中国”的方案，称台湾可以自行加入联合国和世界性的经济、贸易组织。这些报告和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与反映了海外“台独”分子的要求与主张。
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推行“两个中国”的分裂中国领土的对华政策，故而使“台独”分子找到了精神上的支柱。他们在美国的宣传活动如鱼得水，畅行无阻，还经常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推波助澜。
60年代初期，美国推出“一中一台”方案，全美“台湾独立联盟”主席陈以德便在参加密西根大学举行的“中国问题与台湾前途讨论会”上发表意见，声称赞成中共进入联合国，也支持台湾人民自决。
1969年10月，联合国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议案时，台独联盟的副主席陈隆志便向《纽约时报》投稿，提出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人不希望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应在承认中共之后，交由台湾住民自决，等等。
同年11月，联合国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台独”联盟各地代表100多人在联合国驻地示威游行三个半小时，口号是“将台湾交还给台湾人”、“台湾人要自由”等。台独联盟还不断向美国决策官员进行寄送材料、拜访和游说活动，并送备忘录给联合国秘书长、各国元首、总理、外交部长等。当时的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在提出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时，就引用了陈隆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台湾住民公民投票。
对于海外“台独”分子的活动，蒋介石有点鞭长莫及，但他仍然采取了种种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手段加以遏制。廖文毅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后，他派出的东南亚外交大使陈智雄在日本活动频繁，后被台湾特务秘密逮捕，用邮袋装运回国，于1963年5月在台北执行枪决。
对于海外“台独”分子，台湾当局更多采用的是分化利诱政策。1965年，国民党派廖文毅的侄女婿陈长秀到日本诱逼廖文毅回台投诚。陈长秀向廖文毅哭诉，廖的兄嫂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有可能判死刑，只有廖文毅回台，他们才能得救。并且，如果廖肯归顺，国民党将给其部长级高官，并发还查封他家的大批土地。廖文毅顶不过亲情骨肉的份量，遂于5月14日回到台湾，接受了国民党委任的水库兴建委员会副主委的职务，过上了包酒女的消沉生活。
随后，国民党还安排陈以德的父亲到美国，带着台湾报道的大量有关廖文毅投诚的消息，劝告陈以德放弃“台独”立场，回台湾。陈以德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不愿回台湾，但也在第二年辞去“台湾独立联盟”主席的职务，搬到俄亥俄州脱离“台独”活动的地方去了。
至1970年，“台独”分子在美国刺杀访美的蒋经国未遂以后，美国“台独”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与分化，加上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要转变，开始缓解中美关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台独”宣传在美国也逐渐失去市场，“台独”活动也随之消沉。
蒋介石之镇压“台独”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他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立场，有其可取的一面。蒋介石在台湾几十年，在教育问题上，不断灌输“台湾民众根在大陆”的理念，要求台湾学子对大陆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国文课本中传播中华传统文学作品。他甚至压抑当地通行的闽南语而大力推行国语，使得海峡两岸虽有半个世纪的隔绝，而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并不陌生，两岸民众间仍然保存着共同的文化血脉。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用心良苦。但另一方面，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拒绝走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在外交上奉行倚美保台的单一亲美政策，并企图在美国的援助下实现其“统一大陆”的美梦，而美国恰恰利用这一点来达到其控制台湾、分裂中国的目标，蒋介石不得不在这种外交矛盾中备受煎迫。与此同时，在50年代到70年代，蒋介石一直在台湾推行强制性的独裁统治，在镇压“台独”活动的同时，对岛内民众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斗争也采取高压手段，故而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和民主愿望的高涨，一些人并将这一愿望的实现部分地寄托于“台独”。这些因素都为“台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形和无形的空间。这又是一个蒋介石无法摆脱的政治怪圈。
(责任编辑：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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