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中国近代优秀外交家曾纪泽

作者:谭一青




  在曾纪泽谈判期间,左宗棠率军逼近伊犁,带棺行军,给予沙俄以极大的震慑力,同时 也给曾纪泽以极大的支持。当清政府召回左宗棠,意在减轻俄国人对于中国加强边防的指责 ,并向俄国表示中国政府并不赞同以武力解决伊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误解了,以为清政府 准备打仗了。他们紧张起来,向曾纪泽打听,左宗棠回京,究竟意欲何为?曾纪泽是知道清 政府真实意图的,但却不向俄国人透露风声,使俄国人对于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始终难以摸 透。
  在谈判期间,俄国人还打听到中国方面订购了10万支德国步枪,其中已有五分之一交货 ,故而增加了对于中国政府准备打仗的疑虑。参加谈判的热梅尼向吉尔斯吁请:"让我们如 实地正视事态吧。尽管不利,让我们接受现状吧。"最后,沙皇政府认为远东的俄军尚未具 备对清作战的准备,所以应当尽快结束中俄谈判,并准备在谈判中作出让步。
  尽管如此,在正式谈判条约具体文本的过程中,曾纪泽又就条约中的各项条款与俄方代 表一一交涉争辩,往来谈判上百次,其中的甘苦自是难为人道。他曾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约 略提到了谈判的艰难,说:
  "来俄遂已半载,宾主诘难数十万言。前此都是虚掷景光,枉劳唇舌。布策阴柔狡狠, 本有入水不濡,近火不热神通。纪泽于理喻情动操术两穷之时,辄赴外部一申吾说,而外部 尚书吉尔斯既随扈远在黑海,署尚书热梅尼于大端必须禀承俄皇吉相之诏令,小事又不如布 策之精熟。是以争辩虽繁,漫无实际。朝允商改,夕复游移。纪泽于事亟时幸未轻与放松, 事缓亦无须忽然加紧,故自抵俄至今,尚无前后语言不符之弊。公务虽极磨难而未至遽遭轻 侮者,独赖此耳。"
  由此可见,俄国代表在谈判中极尽刁难之能事,不仅在谈判过程中让主要代表吉尔斯离 开圣彼得堡,而且出尔反尔,变化无常。曾纪泽在谈判中坚持了不急不缓,始终如一的谈判 方针,最终使得俄国人的各种威胁利诱都归于失败,不得不和中国重新签订条约。
  在签订条约之前,曾纪泽一方面把条约内容电请总理衙门批示,一面与布策逐字逐句推 敲、争辩条约的法文底稿。曾纪泽说:"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 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径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且 以有益于中国无损于俄人等语,开诚布公而告之,于崇厚原订约章字句,陆续有所增减。"
  像曾纪泽这样重视条约文本的字句,如此认真推敲条约措辞的外交大臣,在清政府中也 是绝无仅有的一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人签订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南京条约》时,曾经迅速传看了英国人起草的条约文本便签字画押,让在场的英国人 私下窃笑说:"中国官员对条约不检查一字,一阅即成,在欧洲是没有的。"
  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吉尔斯、布策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收回 了伊犁九城及其周围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商务方面,只允许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 番两地增设领事,取消了原条约中在其他五处增设领事的条款;取消了原条约中两条通往中 国腹地的商道;赔款由原来的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等等。
  曾纪泽与俄国签订的这个《中俄伊犁条约》虽然还是一个在沙俄武力威胁与外交讹诈下 产生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较之崇厚所订条约,在分界与商务方面,中国收回了一些重要权 利,也堵塞了此后很可能使沙俄势力侵入中国内地的重要隐患。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 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重新争回国家权益,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之艰 难外交,从而使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
  
  不屈不辱,怀憾难消
  
  曾纪泽在这次中俄谈判中面对重重困难,仍然以国家利益为重,很好地利用了当时对中 国有利的各种客观因素,百折不挠。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他往返与俄国代表交涉300余次, "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始终如一地坚持中方立场,不为利诱,不 屈淫威,大智大勇,折冲樽俎,以罕见的毅力与坚忍,不辱使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英雄 式的外交大臣。
  对于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作为一名外交家的优秀素质,连俄方代表也不否 认。热梅尼在谈判中致吉尔斯的信中说:"他(指曾纪泽)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 ,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怯弱 形象。但是,曾纪泽的成功不可能根本改变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的真实面目,新疆的收复、 伊犁的索回也不能使清政府建立起自尊自强的信心。中国在腐败的封建王朝统治下,仍然不 由自主地走向衰落。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任中国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一直密切关注着法国对越南的侵 略举动,并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干预法国政府的侵略行径。
  战争爆发前,法国总理茹费理曾经与曾纪泽会谈,希望曾能够说服清政府对法让步,达 成协议。茹费理对曾纪泽说:"中国赋予你全权和崇高的个人地位,因为你有关于欧洲与法 国的知识,这个地位是适当的。既然如此,你就应当说服你们国内的政治家,不要固执他们 的主张,向他们解释与我们和平地达成协议是如何的必要。这样,中国和我们都能从越南的 邻睦关系中获得果实。"
  曾纪泽没有让他满意。他告诉茹费理,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径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 义愤,中国人不愿听到妥协的声音,赞成和议的李鸿章在国内受到很多谴责,被人指为懦弱 。他对茹费理说:"我或许熟悉欧洲,但我是中国人,我定然更熟悉中国。"曾纪泽以委婉 的外交辞令拒绝了法国总理的游说,反过来,给这位狂妄自大的侵略者以一定的心理压力。
  法国政府终于发现,曾纪泽与李鸿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外交家。曾纪泽从一开始就坚决 地站在法国人的对立面说话,与法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他是诱使中国政 府接受和议的重要障碍。更为可怕的是,曾纪泽很有外交活动的能力,他"能令各国新闻报 并法国许多新闻报纸,替中国说话"。
  曾纪泽受到了当时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忌恨,早已把魔爪伸向中国的侵略者们,不喜 欢这样不屈不挠为中国而抗争的外交官。1884年4月,法国政府决定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 ,向李鸿章提出了中法议和的四项条件,其中一条赫然要求"迅将曾纪泽调离巴黎"。在后 来的中法战争中,法国政府终于逼迫清政府召回了在战争中不断向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的 曾纪泽,使曾纪泽最终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他的才华与抱负。这是曾纪泽个人历史的悲剧 ,更是中国近代外交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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