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丁文江的梦
作者：段 炼
“新式的独裁”
虽然努力又一次受挫，但丁文江的政治热情并未消减。“好人政府”的梦境，仍不时在他眼前闪现。有道德的统治者和受过教育的官僚——这种深深打动过丁文江的政府体制，让丁文江在政治的道路上滑得更远。30年代，他在为《独立评论》撰写的文章里认为，解决中国政治危机的唯一办法就在于，要借助一位开明的独裁者。
这种“新式的独裁”思想，“好人”的特色似乎更加明显，但较“好人”政府的构想，无疑是一大退步。细看丁文江在文章中规定的“新式独裁”的四个条件，就不难发现它的荒谬之处：“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为了实现这一“新式的独裁”，丁文江的结论是：“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他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努力，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这一显然与民主大潮背道而驰的主张，却被丁文江奉若至宝。丁文江受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太严重了，他始终将国家的前途与政治的清明，寄托在一个“奇理斯玛”型（马克斯·韦伯语）的领袖身上。丁文江对“少数好人”——知识精英异乎寻常地看重，于是，撰文极力鼓吹“新式的独裁”思想，认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一次大的突破。在此期间，丁文江对苏联、德国和罗斯福新政进行了考察。他虽然对苏联式的统治颇有微词，但实际上，却十分向往苏俄的大实验。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苏联的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比议会民主更接近中国的实际。
丁文江的这种思想，使同样在政治漩涡中载沉载浮的胡适体会很深。他在谈到丁文江的宗教信仰时说，那是一种“为全体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所以，丁文江有一种极其可怕，然而对他来说又是极其正常的观点——如果苏联的政治实验成功，那15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冤枉死的了。而用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看，这种观点正是导向专制的思想之源。因为，为全体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是虚无飘渺的，而个体的自由是不可化约，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切实保障的。具体落实到政治层面，西方的自由主义者都会有这样的怀疑：国家的权利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威胁个人的权利和价值观念。那种为了某种革命的逻辑而让人民群众去殉道的政权，只能将人民带上一条“通向奴役之路”。可惜，这一民主政治的内核，被丁文江抛弃了……
一个“过渡期”的知识分子
“好人政府”的梦，贯穿了丁文江骤冷骤热、大喜大悲的短暂一生。平心而论，不论是“好人政府”还是后来的“新式的独裁”，丁文江在政治上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廓清当时中国混乱不堪的政局，使中国政治走上富强民主之路。以当时的人对丁文江的道德品行的高度评价，确实很难说他的孜孜以求，是为了一己之私。
但就是这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胡适语），在改革本国政治时，却抛弃了最重要的个人自由的内核，转而祭起中国传统的“圣王之道”的大旗。他对民主程序始终怀疑，而看好由“一打好人”进政府去实现政治理想，看重由国家安排的社会工程。这不能不说是丁文江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思想“买椟还珠”式的接受。当这种构想真正在一种道德激情的引领下推进的时候，就可能在一种貌似崇高的名义下，将个人自由、价值与尊严，当成挡车的螳臂压成齑粉。对这一内涵习焉不察，是丁文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改革主张终归失败的政治学基因，而后来的中国历史现实，也让中国人民在这一点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美国人夏绿蒂·弗斯在《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民国本身就是继孔儒之后的一大发明这一背景下，丁文江的这种回退，并不是在实用主义者的实际计划中透露出来的，而是在他们关于政治结构的信念这个更加抽象的层次上透露出来的。这也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言，这种与过去的连续性，存在于他们对政治的某些分析之中——那些分析并没有延伸到具体的建议当中去，而是对他们可能考虑的那种具体建议具有强大而不自觉的影响力。丁文江并非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而是初步具有政治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但他确实还只是过渡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的失败，既暗示了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也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中国的知识分子急需在新的政治理念的指导下重新定位，真正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作为学者的使命与作为人的使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