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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双雄”罹难记（下）
作者：于化民
袁、王被错杀的经过
2月下旬，袁文才、王佐接到边界特委指示，要求他们集合部队开往永新，配合红五军去打吉安。天性机敏的袁文才已经嗅出一些杀气来。一天，他在宁冈东南特区大陇龙王陂，跟特区的陈次谋、朱斯安等人下棋时，情绪显得很低沉，双眉紧锁，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令调我们到吉安去。陈次谋马上说：“袁猴”(袁文才的绰号)，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袁文才并不理睬，心事重重地继续说道：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但是，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呀!说着，袁文才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打开书页，指着其中一行说：这书里有一句话，叫作“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一关难过了。说归说，袁文才还是没有想到自己此行会遭到不测。行前他还告诉战士们，打下吉安，缴到好枪，这些坏枪都不要了，要换成好枪。随后袁、王带领部队来到永新县城。特委早将住处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巷二十二号，王佐住在尹家祠堂，部队则分散住在城内一些地方，与袁、王的住处有一段距离。
22日晚，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条罪状，无非是擅自离队、不听调遣、包庇罗克绍等等，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依据事实，逐条进行驳斥。彭清泉恼羞成怒，将勃朗宁手枪“叭”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厉声质问：你到底有没有错误？袁文才答：我是有错误，但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这时，王佐气愤不过，也把他的驳壳枪摔在桌子上，与彭清泉公开对峙起来。顿时，剑拔弩张，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间隙，王佐发觉有的部队在悄悄准备白带子，觉得情形不对，私下拉着袁文才说：老庚呀，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陇山去吧。袁文才虽然也觉得事态严重，但仍笃信中央的毛委员，说道：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两人还为此争吵了几句。袁文才说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得禾桶般大，吓破了胆子。王佐则反驳袁文才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是在受死!袁文才哪里知道，边界特委对此事的处理完全绕开了毛泽东，调他俩来永新，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当晚，朱昌偕和王怀就到位于永新与吉安之间的州湖的红五军军部搬兵去了。
彭德怀多年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正在扩大会议进行的某天晚上，特委书记朱昌偕同志和另一个同志，二人到五军军部。他们反映说，王佐、袁文才要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在会议上威胁特委通过他们的提议，作出决议。王佐在讲话中手里拿着驳壳枪。我们当时说1929年夏，王佐同五军去粤北活动时表现不错，为什么现在变得这样呢？他们说，主要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后挑起来的。我们又问其原因？他们说，1928年1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讨论‘六大’决议时，袁、王二人参加了。在讨论时，将‘六大’决议中关于争取土匪策略的那一段剪去了，但不知袁文才在红四军怎样得知了‘六大’决议全部内容，他回来就同王佐说共产党不会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是土匪出身的，王佐非常听信袁的话，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当时任红五军党代表的滕代远的回忆与彭总基本一致：“我们错误地只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
前往永新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第四纵队，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赤卫队的一部分。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等部队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朱昌偕打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朱还朝李筱甫开了一枪。王佐听见枪声心知不妙，急忙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潭，随他一起逃走的刁飞林也被淹死。当时参加了行动的李寿轩说：王佐大概听到枪声，就马上冲出去了，永新县城他熟得很，我当时执行的任务是守在城墙门口的城墙上头，袁文才打死了以后，我们看见王佐往浮桥上跑，部队也让王佐跑，浮桥是用船搭的，中间的船没有了，结果王佐落水被淹死了。
对于当晚的经过，在袁文才部任传令班长的郑善致记得十分清楚：
我和钟世升(袁文才部大队司务长)很要好，这天晚饭后，一同到二队去玩，当晚就在二中队住宿。半夜过后，大概二点钟左右，我们听见枪声，钟世升说：“快看看去，枪响做什么？”我爬起来连鞋都没穿，穿着袜子走出去，出门一看，茶陵游击队住地门口，打死了一个卫兵，我回到房里跟钟世升说：“不知是否赌钱，打乱场。”忽听五军的人冲进茶陵游击队的住地，茶陵的同志说他们是茶陵游击队(后来听说茶陵游击队也发了白带子，但还未发下去)，五军的人退了出来，冲到了我们住地，他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卫兵说，我们是宁冈的，一下子冲进好多人，我们一看，红袖套上还扎了白带子，我们以为永新赤卫队了。他们冲进来说：“缴枪!缴枪!”枪都是挂在墙上，他们把枪取下来又说：“上刺刀!”这时我一听不好了，就在混乱的时候钻了出来，走到对面一个磨豆腐卖的店里，想从后墙爬出去。我还没爬上墙，忽然几根枪顶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回二中队住地，一班人看守我们。一、三中队听我们这边叫缴枪，马上关了门，他们从楼上，门缝里与红五军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有三四个人打断窗子杆，跳了出去，一个个打死了。天亮后，五军的人说：“不要打，我们是解决袁、王两个人。”
天亮了，停止了枪声，我们被关在南门一个大祠堂里，派了部队看守着。听说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逃走了，还派了两个会水的人去东关潭摸，看是不是淹死了。几个中队和县一级的干部陈梦平、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被关在另一个地方。龙超清说这些人不能放，放回去他们会帮袁文才报仇的，后来全部办了死罪。当时王佐部队的人逃回了大部，袁文才部下只逃出三中队长谢凤桂，副队长陈九珠等一小部分人。他们回到宁冈说，袁文才的部队在永新被红五军消灭了。于是，留在家的朱天清一班人和干部上了山怕见红军，谢角铭把罗克绍放了，举起了白旗反水了。
错杀袁、王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含冤而死，同时遇害的还有袁、王部队的一些重要干部和战士，威震边界的红三十二团就这样消失了。袁、王死后，当时任红五军第四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接受了一项任务，即“搜索”袁、王的余部。照他的说法，“我于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的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袁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王佐的哥哥王云隆、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相继反水，拉着一部分人投降了国民党，王云隆还当了国民党的井冈山特区主任。尤其是客籍人居多的宁冈东南部，基本上沦为白区。直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红旗才重新插上井冈山。
井冈山老战士的深情诉说
在井冈山斗争中与袁文才、王佐结下深厚情谊的毛泽东，对两人被杀深感意外，明确表示是杀错了。他多次向井冈山的老部下谈及此事。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张国华回忆说：“1951年进藏时，毛泽东同志找我个别谈话，其中讲到袁、王问题，讲解决袁、王是不对的。当时他没有讲哪个不对，后来我体会到是彭德怀同志不对。毛泽东又说这个武装对我们过去是有作用的，闹点独立性也不要紧，就是“反水”也不要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袁文才、王佐彻底平反，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距他离开井冈山时隔三十八年。风物依旧，斯人永诀。毛泽东没有忘记当年出生入死、如今长眠地下的战友，他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他紧紧握着袁文才夫人谢梅香老人的手动情地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轻轻一句话，说得两位革命老人哽咽无语热泪长流。
那些曾经与袁文才、王佐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在井冈山的老战士，也对袁、王表达了深深的缅怀之情，称颂他们在创建和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历史功绩。
曾任茶陵县委书记的谭震林说：“没有他们两个人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
曾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说：“王佐这个人是有一定功劳的。毛泽东同志到井冈山后，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和当地豪绅封建势力是对立的。袁文才有个人英雄主义，1929年还私自逃跑回来，这是他在政治上一个严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和处分，记得当时曾给过他一个党纪处分。但杀袁文才是不应该的。”
在王佐部工作过的宋任穷说：“王佐这个人个性很强，有时不大听话。但凡是毛泽东同志的话他都听，所以我们对王佐的印象很好。他经常在部队讲毛委员是怎样讲的，对毛委员很尊敬。”
参与了袁文才部队改造的陈伯钧说：“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依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革命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自下而上，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难关。”“那时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要足够估计他们的作用。”
在前委工作过的江华说：“杀袁文才、王佐是不对的。没有袁、王，井冈山根据地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这两个人是有功劳的。”
担任过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的贺敏学说：“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以后，王佐就稳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威信很高，袁文才、王佐都是听他的话，只要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他们都会照办。”“袁、王不存在什么受编不受调的问题，当时永新的局面已经打开，按理应该继续发展，培养好这支部队。”“袁、王被杀后，敌人就占领了井冈山。所以杀掉袁、王是不应该的。杀袁、王是永新县委王怀、朱昌偕等，这些人要负责任的。”
红三十二团四连战士张国华说：“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站住脚，除附近各县党组织的作用外，与袁文才、王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如果他们继续其绿林生活，红军要在那井冈山站住脚是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后来把他们俩人杀了，山上的革命斗争就停止了。”“‘反水是没有的，是冤枉的，不听指挥则是有的，或者有点闹独立性，但决不是叛变，这点可以肯定。”“袁、王是有错误的，特别是袁文才，但处理不对。不是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而是把他们当作敌我问题，动起武来。假如袁、王知道要解决他们，也很困难。那时五军只有一千多人，王佐他们有五百多人，战斗力不亚于红五军，但那时，袁、王部队没有打一枪。从这个战斗形势看，也不是反水。”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倘若袁文才、王佐的英灵有知，听到这些曾经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发自肺腑的怀念，也应该感到欣慰和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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