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

作者：郝怀明

　　后来，有位作家对《周扬文集》没有收入《大辩论》进行了谴责，说：“编者也好，家属也好，想以这样的办法来减轻或抹掉逝者的错误或缺点，用文过饰非的办法，把他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完人，无异于一种徒劳而笨拙的做法，历史需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周扬，而不是一个经过化妆得变了形的、似是而非的周扬。”不错，的确历史需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周扬”，我想，编辑组所有同志对此绝无异议，他们的工作也正是要通过文集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周扬。《大辩论》无疑是全面认识和评价周扬的一篇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章。至于说这篇文章在周扬的一生中到底占多大的比重，应当怎样分析和认识，相信经过历史的过滤，自会作出恰当的选择和评价。是不是《文集》收了就是一个真实的周扬，有血有肉的周扬；否则，就是一个变了形的、似是而非的虚假的周扬，这里姑且不论。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文章的作者对文集编辑工作的实际情况不进行任何调查研究，就敢于断定并谴责文集的编者和周扬的家属想用“文过饰非”的办法“来减轻或抹掉逝者的错误或缺点”，这种指控是根本不存在的。此外《大辩论》一文当时各报曾广泛刊登，还发行了单行本，不难查到。当年的许多人如今也还健在，大家记忆犹新，这不是哪个人想“抹掉”就可以“抹掉”得了的。
　　还有一位论者，其说法就更加新鲜和奇特了。这位论者以《周扬文集》没有收入《大辩论》为缘由，说周扬对文集编辑组要将《大辩论》这篇文章收入《文集》感到“怒不可遏”，并说这是要他的不好看，存心想“整”他。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若说他的‘道歉’是真格的，未免自欺欺人。”作者写得倒是绘声绘色，可是事情到底发生在何时何地，有几人见证，均不得其详。只能说，作者所说的这个“周扬”，绝不是《文集》编辑组所有成员以及一些熟悉周扬的人所看到、所了解、所认识的那个周扬，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一个同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周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大辩论》这么一篇文章的收不收入《周扬文集》，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和议论，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各个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作出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判，这本身就说明了周扬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巨大影响力，说明了周扬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正确认识周扬的必要性。
　　
　　出版波诡云谲，印数越来越少
　　
　　文集的出版也是波诡云谲，命运多戾。起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对出版《周扬文集》非常积极热情，先期复印了第五卷的文稿，表示愿意尽快出版发行。不久，经周扬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整个书稿的出版接了过去。后来，由于发生了那场“理论探讨”引起的风波，尽管文稿已经陆续编定，但从１９８４年出第一卷起，按时间顺序挨个出齐，整整用了１０年的时间。根据周扬的意见，最早编定的也是他最为关心的第五卷的出版更是一波三折。因该卷选入了周扬那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中宣部有关领导指令出版社必须从书中撤下，方可出版。事情于是拖了下来。待到后来要出书时，书稿又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怎么也找不着了，幸亏编者手中还有一份重件，于是作了些许补充，倒也没费多少事，很快就付印了。早在１９８５年，顾骧编的《周扬近作》中就收入了周扬的那篇“理论探讨”。１９８８年于光远编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书中第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理论探讨”，并以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在《周扬文集》第五卷出版时，那场“理论风波”早已时过境迁，那篇“理论探讨”也不再有人提出撤下，最后总算平安无事出版了。
　　第五卷的出版时间是１９９４年８月，这时离周扬去世已近六年，他是早已看不到了。文集的印数也颇令人玩味。从精装本上的印数来看，从第一卷到第二至五卷是越来越少。具体印数是这样的：第一卷为４３００册，第二卷为２０００册，第三卷为３００册，第四卷印数不详，第五卷也是３００册！对这样一个区区印数，如果周扬九泉之下有知，不知他会对此作何感想，世人对此感觉又当如何？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竟可以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热胀冷缩，有何科学和艺术可言？真是可悲也夫，可叹也夫！
　　周扬一生著述颇丰，内部讲话更多得不计其数。此外还有若干译作。已出版的五卷本肯定地说是个尚不够完备的版本。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面提到的《大辩论》等几篇重头文章未曾收入；二是在文集编定以后新发现的，如《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间）、《在中国科协１９６１年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１９５５年）、《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上的报告》（１９５６年）、《提高艺术性与提高思想性是分不开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５月３日）、《不要把共产主义理解得太狭窄---在剧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０年８月）、《在〈知识丛书〉编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１年８月）等；三是当时虽然已经掌握，但没有考虑入选或考虑不入选的，如《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曲艺事业大有可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周扬谈文艺的真实性及其他》、《崭新的领域艰辛的探索---在“塑造领袖舞台形象表演艺术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看豫剧〈朝阳沟〉》等；四是作者给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信，还有给其他人的书信，作者不曾向编者出示，除个别公开发表过的书信之外，均未能在已出版的文集中得到反映。
　　全面掌握材料，正确分析事物，科学总结经验，从多方面的复杂的情况中，从纷纭杂呈的历史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周扬几次心情沉重地对编辑组的同志说，他很尖端，每次运动都有他，斗争、斗争、斗争，伤害过不少人。他时刻不忘对过去的错误进行真诚而深刻的反省。但他的一生，其实也并不是成天价都在整人，只有斗争、斗争、斗争，还有另外一面。他在组织领导和推动我国学术、艺术事业的发展，艰难地进行思想文化理论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建树。他在文化建设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所作出的贡献，也许比他在历次政治批判中的表现，更值得人们予以关注和重视。他在工作中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尊重艺术规律，反对简单粗暴，力主爱惜人才，在“夹缝”中进行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奋斗，为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好思想，出了不少好主意，干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他的思想和智慧，以及建设性的意见，不仅表现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更充分地体现在他那些妙语连珠的内部讲话中。现在出版的五卷集已经收入了他不少内部讲话，想来，他一定还会有不少内部讲话落散在各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有关周扬的材料的进一步发掘、搜集、整理和出版，将有助于人们全面准确地认识周扬，真正做到“还逝者本来面目”，使人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周扬”，而不是一个“变了形的、似是而非的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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