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关于陈友仁

作者：吴之椿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高潮期间，陈友仁在对外宣传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应当肯定他在这一工作上的劳绩。武汉出版的《人民论坛报》英文版，是政府的机关报。报社总编辑经常来拜访陈友仁，听取他关于政策上的和其它方面的意见。陈友仁无形中给了这份报纸很多指导和影响。这份报纸在当时影响很大，不少知名人士给报纸写文章，它在国际论坛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另外，世界各国的大报也都派有特别记者，到武汉采访有关中国革命、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等各方面的消息。苏联、日本、英、法、美等国的记者都有，其中有些是长期留在武汉的。陈友仁由于他的地位，自然成为各报争先采访的人物。陈友仁过去有办报的经验，很善于接待记者，利用他们的采访，宣扬中国革命的目的和革命政府的政策。有些语句在他们中间久久流传。另外，还有一类人也曾拜访陈友仁，如某些外国政府的代表团，专门来中国观察革命实况，兼以探测虚实，以阴谋对我不利。像日本政府就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松冈洋右，就是１９４１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吞并整个中国做准备的人。陈友仁对他们都能应对自如。
　　马日事变以后，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低潮。七月，武汉政府公开变节，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的外交部已不存在，我们在武汉的日子不多了。我在外交部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散发孙夫人离开武汉时的“临别赠言”。一天，陈友仁对我说，孙夫人和他将去苏联，鲍罗廷告诉他，苏联政府邀请他们。他告诉我，要我留在武汉，领导一个三人委员会，处理外交部的事务。我立刻拒绝了，并请求和他们同行。陈友仁很高兴，立刻就答应了。此时，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的巢穴和仰帝国主义鼻息的“小朝廷”。有一次，陈友仁对我说，我们将赴另外一个地方组织政府。此事他后来也没有再提起。
　　
　　１９２７年秋冬，在莫斯科
　　
　　我们三人先后离开武汉到上海会合，然后取道海参崴，经由大约１１天的西伯利亚铁路的行程到达苏联首都。沿途各大站，都有当地的政府机关代表到车上慰问欢迎，许多群众包围车厢，对我们表示欢迎，特别是对孙夫人致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声，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件事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它说明苏联人民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具有非常深厚的同情和他们具有的高度革命热情。那时，苏联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沿途看不到战争疮痍。陈友仁带了他的两个女儿同行。他不曾组织我们这个小团体，乘旅行的机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讨论和学习，也不曾组织相互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孙夫人这位内心孤独然而也深知自己绝非孤独的人，还是在不停地为革命的前途忧虑和思索。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三个人，常常是相对无言。孙夫人不止一次地问我，“你在想什么？”。很可惜，我没有利用这次机会从她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
　　１９２７年深秋季节，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们停留到１９２８年的春天，我记得度过了一个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那末，就到三月了。有一天，我去看望孙夫人，她一人正在为革命失败和亲人遗志未成而落泪。我们在苏联停留了近半年，今天回想起来，我感觉到未曾抓住这个机会学习，实在是太辜负大好光阴，愧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也辜负了苏联政府的盛情招待。因为，我们从上海踏上苏联轮船后，就是由苏联政府招待的。到莫斯科之后，所有食宿旅行及游览参观都由苏联政府招待，苏联外交部派人照料。这样一笔费用是很可观的。苏联政府曾招待我们去南方第比利斯和巴库油田等地旅行参观，我和陈友仁反而各自闭门写东西，没有比这更愚昧的事了。
　　我和陈友仁的关系，以工作开始，也以无工作结束。然而，陈友仁所采取的结束方式，使我难于理解。同是革命事业中人，论理，他应当先与我商量，或设法使我在苏联留学，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要你回国当我的代表去见汪精卫，我将为你买一张车票。”我听了以后，非常恼火。我和陈友仁当时不欢而散。对这件事，除了认为陈友仁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于是，我就准备先行离开他们，取道西欧回国。
　　
　　怎样衡量陈友仁
　　
　　作为内忧外患时代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陈友仁对中国革命，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作为归国华侨高级知识分子，陈友仁善用其所长，在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对革命事业有益的工作。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然而长期以来，陈友仁不努力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的历史，不熟悉中国劳动人民的疾苦和历史根源，因此，他对中国革命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尤其不了解反封建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这些缺陷，使陈友仁在１９２７年以后，未能再为中国革命事业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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