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李德对在华错误的一份检查
作者：卢 弘
李德首先认为当时的问题除了自己“缺经验”以外，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国际执委会和驻上海的国际代表，都没有给过他具体指示，顶头上司弗雷德更没有帮助他“执行正确路线”。他自己不仅没有反对而是尊重中共中央特别是其领导人博古的。长征结束后他“执行中央委托”又做了在红军大学教学方面的工作。他还声称自己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时，他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文稿最后一句话，表明此件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写的，并且希望由“国际”对他在华期间的工作和错误“做出必要结论”。其实这一文稿本身就是他对自己问题作的基本如实的自我鉴定，从内容语气上看，他的态度也是端正的，有一些表白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与他在陕北时向斯诺表示的委屈情绪也是相通相同的。如果他的这个自我检讨在中国党内及时公布，很可能会受到同志们的欢迎赞赏，他也将以一个敢作敢为也敢于批评自己的形象载入史册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不知为什么李德这份检讨报告一直被“保密”着，连李德本人以后也不再这样检查自己，反而绝口不提自己有过这一检讨，似乎上列那一文稿从来就不存在，他自己也白白检讨并承认过错误。特别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不仅不再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更不惜颠倒事实，企图根本推翻中共党史上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他的批评性结论。
然而历史事实却不容否定，李德承认过的错误和作过的检查都有据可查，他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人证物证俱在，谁也翻不了案，他当年写下的检讨实际已打了他自己的耳光。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又瞪着眼睛说白话，甚至企图反攻倒算呢？这显然与他写作回忆录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当初他从中国回苏联后，共产国际对李德错误所作的结论，也为他日后的翻案创造了条件。
据师哲同志回忆，共产国际监委会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处理时，由于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与李德同为德国人，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同胞采取了庇护态度，将李德的错误仅结论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他的错误建议被采纳，应由中共中央自己负责，因而决定对李德“免予处分”。这个结论及其处理结果，不仅适应了李德本人的态度与愿望，也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方针。李德犯错误的根子就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为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国际执委会，没有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不会真正处理和处分忠实执行其“国际路线”的李德了。几十年后苏共由赫鲁晓夫当政时，虽然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他们却仍以“老子党”自居，并且更加将“一切错误推给别人，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以致在思想路线和内外政策上与中国党产生严重分岐，发生尖锐冲突，导致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间以苏共为一方，以中共为另一方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李德写作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为苏共攻击中共提供了一颗很有分量的“政治炮弹”。
也正因此，李德当然不肯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竭力“倒打一耙”，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成是“一贯错误”，甚至一直在搞“阴谋”，只有他的苏共“老子党”以及当年的共产国际才是“一贯正确”的。李德回忆录的出版者称赞他的《中国纪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对当时苏共“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不过李德的这一“重要贡献”，很可能是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导演和炮制出来的。
就在出版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的同时，苏联又出版了一部《中国特区（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作者是李德回苏联后，来延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文名为孙平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他这本书中文译本改名为《延安日记》，其中与李德的《中国纪事》一样，继续宣扬和维护直接为苏联政策服务的所谓“国际路线”，集中攻击中国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后来发现孙平这本所谓“日记”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为反华需要指使专人伪造出来的。师哲同志在其《在历史巨人身边》书中说，孙平的《延安日记》根本不是他在延安时写的日记，而是在他去世以后的中苏论战高潮中，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下令责成他的儿子、作家尤里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利用一批历史资料，假借孙平的口气和经历，重新编造出的一部“延安日记”。孙平这本《中国特区》即“延安日记”是个“伪劣产品”，其姊妹篇李德的《中国纪事》怎么样呢？看来也就很难说了。李德在书中反复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断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苏共和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其立场观点以至所用语言，与当时的反华文章如出一辙。苏共中央既能指令假造出孙平的“延安日记”，对李德的《中国纪事》未必不做一点手脚。一贯忠于苏共的李德，按照“老子党”的要求，制造并发射攻向自己老政敌的“炮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新发现的这份李德自供式的检讨报告，恰恰揭了他自己的老底，也打了指使他制造“炮弹”攻击中共的苏共主子的耳光。
至于李德当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又按照谁的要求写出这一检查，当时又由谁为其翻译、发报和参与其事等等，以及后来苏共怎样导演或插手他抛出的《中国纪事》等等内情，随着一批批档案资料和历史事实的披露公布，并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调查考证和研究，早晚都会逐一弄清其真情实况和来龙去脉。
（注：李德检讨报告中文译稿打印件，原文旁的字迹为冯征同志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打印稿所使用的全是解放后流行的简化字，因此它很可能不是在延安时期打印的。它所依据的中文译稿及其俄文原稿，到底出自何处，现在哪里，它后来又由谁、为什么打印出来……仍需继续调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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