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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梦秋自述（１９３７年于延安）
作者：张士义
１９２６年冬，这支部队开赴江西与孙传芳作战，获胜后又回到武昌。１９２７年春，我们又开赴河南与张学良交战。当时贺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攻占了开封，停留数日后，又回到武汉。这时，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公开与武汉政府对抗。这样，在国民党内部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并产生了新的党内斗争。
在武昌，我因病住进医院。张发奎的第四军开到了南昌。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我们的部队发动了南昌起义。我因病未能参加这一壮举。铁甲军共有四个师，分别是：第十、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师，个个都骁勇善战。叶挺是第二十四师师长，参加了南昌起义。贺龙的部队非常出色，因为共产党人在那里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他当时已同张发奎分道扬镳。
１９２７年４月，在上海、广州和广西等地都发生了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事变。我的几位密友在广州遇难。但是，大屠杀没有扩展到河南。我去了那里，继续治病。
留学苏联：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０年
病愈后，党派我去苏联学习。我于１９２７年９月出发，先是进东方大学———１９２８年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有３００名学生，分别来自８０个国家或民族，包括日本人、土耳其人、波斯人、蒙古人，还有些人来自新疆。最大的一支队伍是８０名中国学生。起初，我们这些学员无法进行交流，后来学会了俄语，有了共同语言。学校的课程主要是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学生们对这些课都很感兴趣。东方大学还有一个分校，专门讲授军事。有２００名中国学生在分校学习。
劳动者大学是专门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办的，共有４００名学员，多数是工人和学生。１９２７年以前叫中山大学，来自国共两党的学员各占一半。国共分裂后，来自国民党的学员被遣送回国，只剩下共产党人在这里学习，学校也改了名。这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仍然留在该校。除他之外，还有冯玉祥的儿子和邵力子的儿子。邵的儿子后来叛党，去了意大利并在那里度过余生。我认识蒋经国。他当时是共产党员，并且写了一份声明，宣布和他父亲断绝关系。
秘密回国，１９３０年
我在苏联一直呆到１９３０年８月。随后，我乔装打扮，秘密回国。与我同行的还有五位回国学生，三男两女，但我们一路上假装互不认识。下火车后，我们沿着一条小道向边境线走去，但是被边防军发现，带到了车站。
在边境线上有一个小车站，很少有陌生人来这里。这里的警戒很严，从苏联那边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严格检查。张学良下属的警察确认我们从那边过来但没有行李。我们承认是从苏联来的但否认自己是学生。我们说自己是商人，因生意不好做打算回国。我还说两位女士一个是我的弟妹，一个是我朋友的妻子。恰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车站上有个工人师傅讲安徽的家乡话，于是就和他套近乎。警察相信了我们编的故事，给我们放行。但是，警察与我们一起上了火车。他还和我攀谈，给我茶用，问了许多关于俄国的问题。我在火车上看报纸，还察看哈尔滨市的地图，了解这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以便能装成是本地人。我在车上还分别和一对师生进行了交谈，但又担心他们是特务。不过，在哈尔滨下车后，我打黄包车时没发现有人跟踪。
我装作在哈尔滨下车，实际上是转乘去大连的火车。在大连，我不得不按照警方的要求登记住宿。我说家在哈尔滨，现在要送两位妹妹去上海上学。
在当时的满洲，虽然有许多在当地活动的共产党员曾被抓起来过，但总的来说，张学良还是比较开明的。有些人被抓并关一段时间的禁闭，但只要他们离开满洲，就不会有事。
进入江西苏区
安全抵达上海后，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然后，党安排我去江西苏区工作。我经香港先到广东汕头。附近就有一个面积不大的苏区，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在那里活动。我们搭乘小气船离开汕头，然后转乘汽车，接着又改为步行———总是在夜间走路。用了三天时间才到达那个苏区。由于我们的身份已被告知，所以游击队员接待了我们。我们刚刚到达，天还没亮，敌人就开始发动袭击。我们迅速转移，藏到一个山洞里。他们没能追上我们，结果无功而返。我们又回到原地。第二天早晨，他们又来，我们就再藏。后来，武装的游击队员赶来，把他们打退了。
敌人处于有利位置。他们在对面山头上可以俯瞰我们这里的一切。我决定绕到山后隐蔽起来，尽管这样也有危险。两位女士和另一位男士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四位找到了安全的地方。但另外两位拒绝往山后转移的同志则被敌人打死了。
我在这个地方呆了没几天，随后就和另一位同志在几个游击队员的保护下撤离了。我们昼伏夜出。当我们走到距普宁五里远———不是苏区但在我们的影响之下———的一个村庄时，村里的农民报告说，敌人要派３０人来抢粮，他们准备用现有的１０杆枪进行自卫，甚至想缴获敌人的３０支枪。在战斗中，敌人被打败了，但他们携枪而逃，所以村民们没能得到这些枪支。后来，敌人又派出一支２０人的小分队。这一次，农民们未能取胜。我们被迫撤到一座山上。敌军紧追不舍，并不停地向我们开火。
在敌人追逐下连续爬了三座山之后，我有些支撑不住了。因为我的心脏有问题，是小时候得肺结核留下的后遗症。夜里，敌人停止追击，我得到了休息。这时有几百人和我们在一起。当敌人停止追击时，这些人又都回到村里，不过，他们的家畜已被国民党士兵抢走。
然而，就在同一天夜里，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继续赶路。我们扮成商人，先向东江苏区行进，然后再去福建，继而去江西。有五天的时间，我们除了在果园里或大山上打盹休息一下，基本上没有睡觉。
在闽粤边界，我们误入了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不过，那些土匪对我们还不错。一周后，我们到了福建的一个苏区，这个苏区的领导人是邓发。
在福建和江西苏区之间，还有一个敌占区。过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有１０位党的工作者要去江西，所以，福建苏区的领导人派出８０名红军战士护送我们。同行者中有徐特立和曹川（音译）等人。
我们过敌占区时与敌人进行了两次战斗，用了三天时间。前两天，我们各走了１００里。第三天走了１４０里。第三天相当危险。我们被一条很深的河流阻隔，没有船只，并且四周有民团向我们开火。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农民走了过来，他从红军战士的服装看出我们是自己人，就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人告诉他说：“去江西苏区。”他笑了笑，说：“那还远着呢。”他把我们带到河水较浅的地段过了河。然后，我们又绕过一座山，安全地脱了险。
第四天，我们抵达江西苏区的边境地带，并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我离开上海时，是１９３０年的１０月份。现在，我见到江西苏区领导人，已是１９３１年的１月了。
我终于可以正式投入工作了。这时，红军正在组建军事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军委秘书。在１９３１年，国民党向我们发动了三次“围剿”，但都被我们给粉碎了。这一年的年底，我们又开始组建红军总政治部，我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军委秘书长。１９３３年底，我调换了工作，到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
１９３４年２月，我又改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７月，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我又被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它是长征的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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