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古德诺与民初中国政治
作者：阙光联
卷入帝制运动的笔墨官司
１９１４年１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因校长一职空缺，致电在北京任职的古德诺，问其愿否就任。古氏其时因深感自己在北京无所作为，已有去意，便欣然表示愿意，但因已与中国政府签约在先，尚未到期，遂致函与卡耐基基金会磋商。卡耐基基金会让古德诺与北京政府商量去留事宜，北京方面未作挽留。基金会便同意了古氏的请求。古氏与民国政府协商的结果，双方同意废止１９１３年的那份合同，并于７月另订新的聘用合同，北京政府代表是国务卿徐世昌。民国政府聘古德诺为兼职法律顾问，他可以留在美国，其顾问之职可通过信函或电报向中国政府提供意见的方式履行，任期从１９１４年８月３日起至１９１６年５月２日止。相应地，薪金亦减半为每月美金五百元，于每月终由中国驻美全权公使给付。合同还规定：“如政府需该顾问来京而于该顾问无窒碍时，该顾问应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到京居住两月以备顾问。”８月初，古氏夫妇乘船离华，经日本返美，１０月１日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职。
古德诺返美后，在纽约法政学会、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芝加哥年会等场合作题为《中国新约法论》、《中国的变革》的演说，继续发表其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称：在中国人尚未培养出纪律性、个人权利观念、社会协作能力之前，某种具有专制色彩的政府是可以存在的。目前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应当强调的是权威而非自由，是培养人民对权威的服从而非对个人权利的关注，是行政效能而非民众参与代议制”。目的是建立强大巩固的政府，以大力发展工业，改革教育，普及科学等。他批评临时约法、天坛宪草不合中国国情，国会权大，政府受限，而袁记约法则“与中国之历史国情更为相合”。他继续为袁世凯强权政治作辩解，吹捧袁“能使中国不致分裂，……使国家重见秩序之恢复”，甚至说袁“正竭力引中国入于宪政之轨道”。此外他还多次声称中国的变革须仰赖西方的帮助，甚至说“如果不让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以及对中国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则中国不能指望获得发展”。
１９１５年７月，适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放假，古德诺便照其与袁政府的约定来华，以备顾问。这次来华在京共住了六周有余。此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已在暗中策划，杨度等人正在准备帝制舆论。袁世凯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会见古氏，要求他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之优劣以及何者更适于中国，作一比较与评价，以供政府作参考之用。身为政治顾问的古德诺自然领命照办，便撰写了一篇长文，作为给袁世凯提供私人意见的备忘录。然而出乎古氏意料的是，这篇备忘录很快被译成典雅的中文，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于８月３日御用的北京《亚细亚日报》上。译者是总统府法制局参事林步随。正是这篇大作使古德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相联系的恶名。
《共和与君主论》的基本思想倾向与古德诺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不过在这里他主要是从权力交接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实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认为君主制最大好处即在于权力交接时不致引起动乱，从而保证政治稳定。文中称：“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因此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不过古氏也特地为改行君主制提出三个前提条件：一、改制不可引起国内人民与列强的反对以免招乱；二、君主继承法应明白确定，以解决嗣位问题，否则改制无益；三、政府应预为计划，使人民得与闻政事以发展爱国心，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否则改制未能有永久利益。只有具备这几个条件，改制才有利于中国。
此文发表于帝制舆论正在积极酝酿的当口，很快被帝制派加以利用。８月１４日，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将民国成立以来政治动荡、人民所遭痛苦，悉归罪于共和政体，并援引古德诺的文章作为其立论的一大依据，颇为煽情地称：“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古德诺及其《共和与君主论》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为舆论焦点，多家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评论。连海外舆论也开始关注此事，８月１１日东京的报纸转载了古氏此文，９月９日，伦敦《泰晤土报》也予以转载。
古德诺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言论被政客所利用，他不愿卷入帝制运动的是非之中，便亲自出面辟谣。８月１７日他接受了英文《北京宪报》（Peking Gazette）的记者采访，发表个人声明。据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汇编》记载，古氏在其声明中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的名下，“因为此说既不正确且与他本人的观点完全不符。古德诺博士声明，他不但从未下此断言，而且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他虽然反对杨度简单论断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但在论及中国现实时，却仍然倾向于君主制。他说：“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美国法国即是如此。……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所谓国情，主要是指民智之高低。“中国的国情使共和制很难有序发展起来，这首先是因为人民普遍缺少知识且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未能将从满清开始的那种在君主制下逐步实行宪政的经验予以进一步发展，这已是一大不幸，而在革命后的既定形势下，实行共和制则是不可避免。”他谨慎地重申改制的三个条件，称改制只有在其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政权交接问题时才是合理的，并强调“所立君主乃是有限的立宪君主。……重建中国原有的君主专制则不能被认为有利于目前情况的改善与进步”。最后，他有意不直接回答记者关于目前中国是否满足其三个条件的提问，而是小心翼翼地表示，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了解不够，因而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得把这些问题留待那些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且对中国命运负责的人们去回答”。
古德诺的声明并未使他摆脱与帝制运动的关系，舆论界的批评之声蜂起，其中尤以章士钊主笔的《甲寅》杂志的批评文章最多最集中且火力最猛。批评者指斥古氏助纣为虐，居心不良，“惟感万金豢养之私为媚兹一人之举，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并从理论上对古德诺所借以立论的国情、民智与政治稳定这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这些问题都不能成为复辟帝制的正当理由。相比之下，外国舆论对古德诺的评价大多比较温和，且多倾向于认为古氏不过是被利用而已。如８月２７日的《字林报》称，帝制运动为官方所鼓成，“古德诺公然发表其意见，俾众周知，无论另有用意或系出于疏忽，而官场欲借此以觇国人舆论之微意已可于此见之。……总统府于外客来游时，苟非目不识丁胸无点墨则即赠以古博士意见书一册而求其著述意见，是已。”９月７日的《申报》上载《日人所谓国体变更之里面》一文，谈及日本舆论界对古氏的评价，也认为“实则彼外国顾问与杨严诸公是否同为傀儡，明眼人当能见之。吾人固无显为揭破之必要”。但此文同时也批评古氏“动以墨西哥共和国之前途为戒，令人谈虎色变，不敢不惟帝制是从。……世界之共和国可取法者甚多，何以妄自菲薄，在以墨西哥自况？国家之强盛在改善国民之素质。仅注意于国体，以徒启国内之纷争，宁非失计之甚？”
由于《共和与君主论》客观上确实为帝制运动起了舆论宣传作用，所以当时就有各种传闻和谣言，称古德诺是接受了袁氏重金贿赂而捉刀炮制此文。其实此类传闻并无任何实据。再者此文在基本观点上与作者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决非纯粹出于个人私利的违心之言。必须指出的是，古德诺与袁世凯等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最关键之处在于前者所主张的君主制是立宪君主制，而后者所主张的则是专制君主制，这两者间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过古氏的许多言论更强调的是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而非立宪君主制与专制君主制的区别，所以当然很容易让帝制派来个偷梁换柱，在君主制的名义下以专制君主制替换立宪君主制。对此，梁启超在８月２０日的《大中华》上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说的很清楚，他认为没必要在国体是否应为君主或共和这个问题上做无谓的论争和反复，只有政体保持立宪才是最重要的。
是年８月底，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学在即，古德诺匆匆返美。此后民国政坛发生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而古氏在中国舆论界中亦复归于沉寂。尽管依照合同他仍充任民国政府的兼职宪法顾问，直至１９１６年５月正式到期去职，但他已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这段时间他都在美国任校长。直到袁政权垮台后的１９１７年才又来华一次，参与由芮恩施等人发起并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社会政治学会”。１９２９年古德诺退休，在平静的生活中度过了最后的１０年，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５日逝世，享年８０岁。
古德诺在华虽只有一年多，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在其学术生涯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他晚年的封笔之作即是１９２６年出版的《解析中国》一书。该书较为全面而笼统地概括、评论了中国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哲学思想、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变革及前景作了分析评论。书中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同作者在华期间基本一致。他依然坚持其关于中国国情特殊性的见解，并根据当时流行的那种片面而浅薄的物质主义现代化观点，把中西发展差距归结为中国科技落后，批评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时“更多注重于西方的哲学而非科学，结果是太相信哲学思想上的变革对于中国复兴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人应首先致力于学西方的科技以发展经济，不必抛弃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接受西方的哲学观念。书中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失败与挫折归罪于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激进”，而对晚清“立宪”因辛亥革命而中断则深觉惋惜，称若非革命，中国到１９１７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质的代议政体。对于民国政治前景，古德诺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认为须有强人出面建立“天子”式的权威方可收拾战乱不已的局面，但同时对于强人统治下是建立起现代宪政制度还是建立旧式专制制度，他也颇觉担忧。最后他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整体性进步，包括经济发展、科学普及、家族观念的淡化等，由此将可逐步走向宪政，逐步实现真正的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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