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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与中国大革命
作者：刘建美
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1927年5月18至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会后，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五月指示”。“五月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以工农领袖改组国民党上层机构，组建革命军队和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蒋介石等一系列紧急措施。“五月指示”虽有战略指导作用，但指示所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是在保持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在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中共与汪精卫等国民党的合作已开始出现分裂，中国革命走到失败边缘的形势下，这对挽救中国革命的时局，显然已无所补益。
“五月指示”到达中国后，鲍罗廷认为实在荒唐可笑，他说：“通过武汉政府来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不受武汉政府约束，独立自主自上而下发动革命，又必然会使已经危在旦夕的国共关系破裂。这不是让我们进退两难吗？唯一的办法是‘暂缓执行’。”陈独秀则干脆以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为由拒绝了“五月指示”。
而罗易在明知汪精卫开始走向反动，正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右派进行密谋勾结，准备以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蒋介石的谅解的情况下，仍然对汪精卫寄予了很大希望，幻想汪精卫能回心转意。他要以最后的努力赢回汪精卫的信任。因此，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罗易竟然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并送给汪精卫一份共产国际指示的电报副本。结果，汪精卫看到电报后大吃一惊，立即传示左右。“五月指示”在国民党中迅速传播，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罗易泄密事件”。
当时，汪精卫正苦于没有叛变革命的借口，“五月指示”正好给他以叛变革命的口实。随之，6月5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6日，国民党地方大员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武装搜查革命群众团体。10日，汪精卫、冯玉祥、孙科、唐生智等国民党要员在郑州召开分共会议。会上，汪精卫说：“共产党在策划政变，我们要早做准备。……这就像一条船上有两个把舵的，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各自要开往不同的方向。若要将国民革命开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反之，如果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现在已到了与共产党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与共产党争把舵的时候了。”这次会议使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等达成武装反共的联合。郑州会议成为汪精卫公开反共的信号。19日，冯玉祥又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七一五”分共会议后，为进行反革命宣传，汪精卫陆续公布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五月指示”，并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
罗易泄密，有人指责这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还有人说他应该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所遭受的屠杀负责。共产国际对此也持批评态度，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员实在完全是一些忠厚长者；不独中国共产党员，就是罗易，他将共产国际之秘密之电报给汪精卫看。……这种人完全是做得糊涂、愚笨。”
确实，罗易应该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一定责任。但在国共统一战线已经摇摇欲坠，汪精卫已经走向右倾的情况下，罗易只是推动汪精卫更快地转向右派而已。
最后归宿：激进的人道主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急电召回罗易。1927年8月，罗易回到莫斯科。他要求会见斯大林，但遭到拒绝。此后，罗易前往柏林从事印度革命工作。在柏林，他对中国革命的失败作了总结，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失败没有任何责任，相反，共产国际曾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不足以胜任它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不能理解共产国际决议的全部意义，在关键时刻，中共领导人又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无疑，罗易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是忠于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精神的。
1928年2月，罗易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体会议。他希望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能被共产国际接受，期望自己在中国的努力能得到斯大林的认可。但是，斯大林仍拒绝接见他。随着会议的进行，罗易逐渐认识到他在共产国际的生涯实际上已经完结，他的性命和事业很可能陷入危境。几个星期之后，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在一个星月全无的夜晚他秘密出走，并于4月重返柏林。
1929年12月13日，《国际新闻通讯》公布了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的消息。该通讯刊登的声明如下：“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并根据国际执委委员会主席团1928年12月19日关于布兰德勒组织的追随者不得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罗易由于为布兰德勒的报纸写文章，并支持布兰德勒的组织，而自绝于共产国际的队伍，应被认为已经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被开除，成为人们议论纷纷却又百思不解的话题。此前他一直以“赤都红人”闻名于国际，他对于共产国际中后期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也是人所共知的，甚至在他被开除后，仍然始终不渝地维护斯大林。对此，有人说：“罗易是一个极其忠实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在许多方面对他有极大的支配力。罗易以中国1927年的溃败责难中国共产党，是本着忠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精神才这样做的。”虽然他忠诚地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行事，但赴华使命的失败结局无疑是罗易被开除的最重要原因。
被共产国际开除后，罗易对国际和苏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作出了坦率的评价，他说：“这是故意歪曲历史，以把全部的责任公开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从1923年起，中国党就在苏联的控制下，它的领导人是苏联所培养的。导致1927年失败的机会主义叛卖，不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他们的苏联朋友。那些能力不强、平庸的苏联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权力却是无比权威和一贯正确的。这种指导的不幸结果是使中共像一个进行填鸭式灌输而成长的小孩。”
1930年12月，在离开祖国16年后，罗易秘密返回印度。但被共产国际开除，意味着他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政治生命的结束。在罗易回国之前，共产国际反对他的宣言就已传达给了印度共产党。因此，归国后他无法开展革命工作。
1931年，罗易被指控犯有煽动不服从皇帝罪而在孟买被英国当局逮捕，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和自己的革命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思想上开始背叛马克思主义而倾向于新人道主义。
1936年，罗易出狱后参加了印度国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对战争持不同立场，他很快又脱离了国大党。1940年，他创立激进民主党，积极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易揭起新人道主义（又称激进人道主义）的旗帜，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新人道主义是世界性的。一个由精神自由的人们所组成的世界性的联邦将不受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其他任何类型的——疆界的限制。”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导致极权主义。他警告人们不要对革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并不能创造奇迹，而且革命不能通过阶级斗争或武装暴动来实现，应当通过教育来实现。激进人道主义成了他思想的最后归宿。
1954年1月15日，罗易在台拉寓所夤夜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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