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周恩来、张学良交往密扎读解
作者：朱安平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
在张学良被囚禁的漫长岁月里，无论风云怎样变幻，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始终如一，认为张学良是“千古功臣”，对其安危始终萦记于怀，一有机会便呼吁释放张学良。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被囚爱国人士。1946年初，国共两党在重庆正式举行和平谈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在发言中又一次专门提及：“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这番情真意切、义正词严的话语，饱含了对张学良长期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使在座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面面相觑无以相对。后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宣布四项诺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均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在表态拥护时，明确指出“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他还说张学良、杨虎城在九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要是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对国家只有好处”。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于1946年4月，在被囚禁的贵州桐梓县天门洞，通过奉蒋介石之命前往探望的旧属莫德惠，给周恩来捎去了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封密信。莫德惠曾在张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任东北政委会委员、中东铁路督办，抗战期间与邓颖超同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与周恩来也有多年的交往，1946年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政协会议。此信是莫德惠见张学良时带出的，出于谨慎无收信人姓名及称呼，其内容是：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迩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馀不尽一。
弟 良
四月十九日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因而他在信中也难抑对驱除日寇之“快心”。曾在释放蒋介石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周恩来，如今又为国家和平统一而奔走，这同样为他所关注，信上由衷祝愿国共和谈“早成佳果”。然而，张学良毕竟有过西安事变之经历，对这一轮国共合作、和平民主建国前景亦不无担心，特意在信中提及“友人惨死”，即刚刚发生的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四·八”烈士，还有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竟然开枪镇压昆明学生反内战集会、1946年1月国民党特务大闹政协会议“沧白堂事件”、2月打伤李公朴、施复亮等数十民主人士“校场口事件”等“数难”，并为之“一痛”、“心吊”，这表明他虽因被囚禁而离群索居，但依然关心国家、民族之命运。
“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虽然张学良早有嘱告“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但周恩来怕危及囹圄之中的张学良，一直十分谨慎，直到60年代初，才亲笔写了十六个字的短函，设法传送给身在海峡对岸的张学良，成为周、张密扎往来之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笺，而且遵照周恩来一切须顾及张本人安全指示，此事直至张学良完全获得自由后才得以公开。
周恩来致张学良的这封言简意赅的密信，写于西安事变25周年之际。其时他与邓颖超邀请张学良、杨虎城的亲属及故旧等20多人，在北京饭店共同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周恩来在致词中又一次肯定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在于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转变关键，从此建立了两党合作的必要前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以张学良名义发表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已经披露，席间由此谈起张学良在台湾的境遇，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感情激动，向周围敬酒时泣不成声。一向以稳重著称的周恩来也为之动容潸然泪下，沉默良顷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20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曾参与西安事变的高崇民，在悲怆中即席赋诗“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恩来听后说：“‘憔悴’二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说‘一人奋斗在东南’。”周恩来还提议为了永久纪念“西安事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永远铭记张、杨两将军的功绩，要编写西安事变信史，他说：“发动‘西安事变’是秘密进行的，许多事档案不会有记载，目前参与事变的人绝大多数在大陆，可以让他们写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后来全国政协编辑出版了诸多有关回忆录，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
就在这次纪念会后，周恩来满怀深情地亲笔写下致张学良的十六字密信：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同样是出于顾及张学良安全的原因，此信既无收信人姓名，也无写信人署名，而且在送交上也处于绝密状态，以至在此信的传递上也有不同传闻。一说是托在海外的朱光沐夫人朱湄筠，捎给幽居在台北的张学良。朱光沐原是张学良的亲信，后任宋子文秘书，朱湄筠系民初交通部总长朱启钤先生的第五位女公子，即通常所称的“朱五”小姐。朱启钤先生已于1964年病逝于北京，生前颇受周恩来总理的敬重和关照。另一说为密托住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传递此信，郭原为杨虎城十七路军参议，与宋子文也有交情。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把当时拘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郭便作为宋的随员，与宋一道飞抵西安，协助宋做调解工作，由是郭与周恩来相识。郭增恺夫人持周的十六字密信到台北后，经过暗查细访，终于在一个星期天，利用张学良和赵一荻到教堂做礼拜的机会，把周恩来的十六字密信夹在一枝口红中，当面交到赵一荻手中。
尽管周恩来在最后一封致张学良密信中，殷切寄语“后会可期”，但在生前终于未能与之重新晤聚，然而直至辞世仍念念不忘这位“快慰平生”的朋友。1975年秋，已是病体沉疴、卧床不起的周恩来，得知张学良患眼疾几乎失明的消息，立即十分焦虑地向有关部门查询。在临终前18天，周恩来还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向他交待“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此时周恩来说话已很艰难，仍顽强地表达对张学良难以忘却的未了之情：“过去，我说过，对台湾的老朋友，我们是后会有期……我，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距此14年后，张学良90初度，邓颖超专门致电表示祝寿，其中写道：“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我和同辈朋友遥祝先生善息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再次传递了周恩来毕生企盼但未能实现之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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