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冯玉祥“隐居”汾阳峪道河
作者：梁星亮
抗日情殷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9月20日，冯玉祥从孔祥熙给他的电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忧国忧民，彻夜难眠。他说：“近二日，因国事心如刀刺。”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耻日深，国事日危，国民日苦，国贼日狡，非有新的办法不能雪国耻，不能讨国贼，不能救国家，不能拯人民也。”23日，他又写道：“我早已抱定为国牺牲，为民丧命之决心。而今国难临头，我不问他人如何，我自己誓要以极鲜明的旗帜、极具体的办法、极简要的誓辞召告国人，为国家雪耻，为人民杀贼也。”这一天，冯玉祥发表了《复孔庸之(即孔祥熙)先生并告全国国民之‘梗’电》，慷慨陈词：日本出兵辽宁，此间已有新闻，凡有血气，谁不痛心。电文严厉指斥蒋介石“专横暴戾，阴狠险毒，对民众则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则操纵箝制，颠倒是非；对军队则纵横捭阖，利诱威胁；对外交认贼作父，妥协屈服”。他指出，日军大举侵略东北，“实由蒋政府历年压制民众，诚心媚外所由致”，力促蒋介石“即日通电认罪，即行停职，听候国民公判，始能统一革命力量，一致对外”。他号召“全国同胞，亟应猛醒，否认媚外政府，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正式抵抗日帝国主义之侵略，而为正当之防御，雪此无上之奇耻。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他在电文中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26日，冯玉祥在《复熊秉三(即熊希龄)之‘宥’电》中历述蒋介石政府在南京惨案、济南惨案、万宝山事件、墨西哥排华事件中“皆一任帝国主义为所欲为”，“介石之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冯玉祥坚决反对南京政府依赖国联的方针，他说：“宰割弱小民族之国联会，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任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时至10月，日军更是不断扩大侵略东北，身居山村的冯玉祥整日吃不好，睡不安，书不愿读，诗不愿作，字不愿写。他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不能上前线抗日，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活着有何意味。尤其是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怒潮，更激发了冯玉祥的抗日爱国之志。10月21日，冯玉祥又发表了著名的“马”电，陈述他对时局的主张：(一)作充实国防之准备，设立国防局，集中各军事领袖及专家共同速筹国防计划，划分国防区域。(二)迅速查明和起用真正革命有功之人员。(三)恢复党的民主制，以免帝国主义炮舰之威胁。(五)恢复民众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恢复各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六)厉行减缩政策，裁并骈枝机关。(七)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算决算制度。(八)严订官吏渎职贪污之惩戒条例，以清吏治。(九)拟定生产计划，以合全国之必要消费为原则。(十)严征累进之所得税及遗产税。(十一)规定公务人员最高薪及农工之最低薪。(十二)制定社会保险法，专设机关，以实际施行。(十三)改正教育计划，培养国家需要之人才，并使人民有平等受教育之机会。
冯玉祥认为，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是抗日的最大障碍。他指出：要抗日救国，应当推翻蒋介石独裁政府。号召民众否认媚外政府，另组统一政府，“以匡既往失，而救当前之祸”。11月17日，冯玉祥得知国民党“四大”决定继续“剿共”，要求“国联”制裁日本的侵略等消息后，一日之内写了17封信，分别寄给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白崇禧、柏文蔚、阎锡山等人，力促蒋介石引退，“巩固国本，消弥外忧”；希望北方反蒋力量团结一致；实现国民党真正统一；产生健全政府的主张。冯玉祥还认为，要反蒋，就必须建立组织，组成反蒋阵线。他派代表分赴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山东及上海、北平、天津、太原等地，联络各地实力派和反蒋势力，一时间峪道河的代表，络绎不绝。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内众多的反蒋派系也纷纷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2月15日，蒋介石为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通电宣布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但是，在冯玉祥的眼里，认为蒋介石下野，抗日的障碍即除，便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蒋介石下野的第二天，冯即发表了响应汪精卫组织救国会议的通电，更对汪精卫领导国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寄予厚望。其实，蒋、汪乃为一家，蒋的下野是他们合演的一出双簧戏。他们之间早有默契，汪当时的一切费用，都由南京政府供给。这些内幕冯玉祥是一无所知的。
汪精卫这时也乘机极力拉拢冯玉祥，12月18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邀请冯赴南京参加救国会议的电报，还派人亲往峪道河敦促。同时，胡汉民、孙科、邹鲁等也电请冯玉祥来南京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12月22日，冯玉祥离开汾阳到达太原，与阎锡山等会商，决定离晋赴宁。26日冯玉祥满怀一腔爱国热情，由平汉线转津浦线南下，结束了他在山西汾阳峪道河这一年多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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