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上）
作者：黄少群
接着，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一起对瑞金及周围各县的情况进一步作了分析研究，认为当前的情况是：宁都县城还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都没有赤化，这两县的县城都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强大，“土围”白点甚多；雩都县城虽为红军占领，许多乡村还是白色，离敌军据点赣州很近；汀州虽好，一是地方偏了些；二是全县“大部尚是白色”；而瑞金县居于石、汀、雩、会四县的中心，全县已经赤化，具有很好的战略地位，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要指挥红军主力在这四县的行动，只有将总部设在瑞金，才便于“居中指挥”。于是对原定部署作了调整，果断地决定：红军主力不再东移福建“开到汀州城集中”，而应分散在石城、会昌、瑞金、雩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创造更广大的根据地；红军总部也不再移往长汀城，就留在瑞金叶坪村，以便“居中指挥”红军斗争。
10月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对这一部署变动情况解释说：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
当然，“瑞金”也是一个美好的名字，它象征着吉祥和如意。据史书记载和当地老人们传说：瑞金县城原是莽莽河川，地下蕴藏金矿，逐渐形成一个淘金场。因“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唐天祜元年（公元904年），即以淘金场为中心置瑞金监，五代南唐改为瑞金县。一条绵江贯穿县城，沿江而下，可直达会昌、雩都、赣州和南昌；东邻繁盛的汀州城仅80华里。
邓小平极善于做工作。他一面动员全县人民紧急行动起来，迎接“一苏大会”的召开；同时，当得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决定驻扎叶坪后，立即决定在县城召开五万人的庆祝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伟大胜利的祝捷大会。一是鼓舞全县人民的革命斗志，二是让领导人进一步相信瑞金政局的稳定。
对于这次祝捷大会的盛况，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特地记了一笔：“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后来又对他的女儿毛毛作过较细的描述。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记述道：
父亲说过，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扩音设备，因此大会分设在四五个会场。父亲是大会的主持人，他曾陪同毛泽东到各个会场讲话。
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沸腾，整个瑞金一片革命热情高涨。
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正式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成了红色中国的第一个首都，而邓小平也正式成为第一任红都“京官”。
此时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仅八个月。党内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日趋紧张。邓小平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认为那是正确的），已不为“左”倾中央和中央局的一些领导人所喜欢。很快他就被调离瑞金了。
由于各方面原因，在会昌工作十个月，“未能打开局面”
1932年5月，邓小平被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7月出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又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1933年2月调离。关于这段经历，历史上留下来的资料极少，唯一弥足珍贵的是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的一段叙述。他这样写道：“大约在1932年的冬季（实际为“5月”——作者注），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未能打开局面。”
小平自述将他在会昌地区10个月的工作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并清楚地说明，由于三县条件十分艰难，他在那里的工作“未能打开局面”。这就是基本的事实。但是，目前所见国内出版的小平传记类书籍中对这一段的描述，均与小平自述大相径庭，将他在会昌地区工作的成绩和作用夸大到完全不适当的程度，远远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许多书籍几乎一致肯定，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调邓小平去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是“委以重任”——让他去守卫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有的书称赞邓小平“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有的书称赞邓小平“使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得到切实巩固”；有的书更以《红色中华南天柱》为标题，说邓小平“恰如一支擎天大柱，支撑起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天一角”。
有一本书名《总设计师》，更是对邓小平在会、寻、安的工作作了无限的夸大，说他在“建党、建政、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各方面成绩的一大堆数字。最后则用“如火如荼”、“飞速发展”、“轰轰烈烈”、“规模壮阔”等语言来大加歌颂。作者说，取得这些“伟大成绩”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带动了“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此外，该书还把毛泽东《清平乐·会昌》一词也说成是为赞颂邓小平在会昌的工作而写的。作者用“风景这边独好”作标题，写道：“因为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注意。1933年他们到会昌检查工作时，看到这里形势一片大好，情不自禁地写下‘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
诗句“风景这边独好”并不是称赞会昌“大好形势”的，完全是观景并抒发诗人“郁闷的心情”的。1958年毛泽东曾作批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毛泽东又在60年代回忆说：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由此可知，毛泽东到会昌和《清平乐·会昌》一词与邓小平在会昌的工作根本是不相关的。
上述书籍的作者为什么对会、寻、安一段历史加以夸大？我认为毛病有二：一是“拔高病”。这是目前写当代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自传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毛病——对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拔得越高越好。二是“模式病”。似乎凡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否定的，我们就要肯定。既然“左”倾领导者们否定小平在会、寻、安的工作，我们就要大力加以肯定，没有理由也要编出理由来。
对于邓小平调任会、寻、安工作的一段经历，根据我对现有资料和文件的分析和理解，愿提出如下看法与大家讨论。
第一，邓小平一直不为“左”倾领导者所喜欢。1931年初他离开红七军到上海汇报工作，王明中央就没有听他一次汇报，没有见他一面，将他冷落了半年之久，7月中旬才同意派他到中央苏区。他到中央苏区后，又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政策是对的，“左”倾中央的路线脱离苏区的实际。在11月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史称“赣南会议”）上，对大会决议中按中央指示信精神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和指责，他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更招致“左”倾中央的嫌忌。1932年3月项英主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作出决议，批评邓小平对中央制定的《土地法》“执行不彻底”，“富农还分得好田”，且至今还不肯“改正过来”。这可是“路线问题”，即“富农路线”，和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指责一样。由此可知“左”倾领导人对邓小平的态度。果然，上述决议作出不到两个月，就将邓小平调离了。瑞金是中央政府直辖县，会、寻、安是部分刚解放的新的边缘区，从首都直辖县调到一个边缘县，明明是降了。索尔兹伯里一眼就看出了高低。他这样写道：瑞金成为“红色首都”“几个月之后……他（指邓小平——引者）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很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三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有占领这三个县的县城”。
第二，会、寻、安的战略地位当时并不那么重要，并无“南大门”之说。
1932年5月，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之时，正是蒋介石调动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准备得手后再向中央苏区进攻。所以，中央和军委的注意力此时集中在北线和西线，即国民党大军来攻的方向，如黎（川）建（宁）泰（宁）、乐（安）宜（黄）南（丰）、永（丰）吉（安）泰（和）等地区，对南线的会、寻、安并不重视。
邓小平到会昌时，会昌没有正规红军驻守。他很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立即成立了军事部，随后又奉中革军委和江西军区命令成立了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简称三分区），钟亚庆为司令员，邓小平兼政委。三分区直属的只有一个游击大队，共140余人，此外各县地方武装加起来也才400多人，战斗力很弱，只能打游击，不能进行正规战。有记录的是打过两次小仗。一次是武平（属福建）太阳桥伏击战，打死打伤钟少葵民团武装八九人，缴枪12支；一次是武平东留伏击战，打死打伤钟少葵民团十多人，三分区司令员钟亚庆还负了重伤。
据资料分析，当时粤军在会、寻、安三县周围驻有7个师，约10万人。幸而陈济棠和蒋介石素有矛盾，想借中央苏区作屏障，挡住蒋介石的中央军不使其深入广东境内，所以始终不肯积极向苏区进攻。1932年11月在蒋介石不断催促下，粤军才向会、寻、安发动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寻乌县城和几乎整个寻乌县。这也就是后来“左”倾中央制造的所谓“寻乌事件”的真相。由上可知，寻乌失守（像后来的黎川失守一样）势在必然。
第三，反映会、寻、安各方面业绩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常见有许多书籍写小平在会寻安创造的业绩时，都列举一大堆统计数字，如发展了多少党员，扩大了多少红军，组织了多少春耕生产队，开办了多少夜校、扫盲班和列宁小学，农业、工业、外贸如何发展，这些数字是哪里来的？据查证，大约都来自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写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和《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均未正式出版）。这两本书稿中有大量的统计数字，成为各书引用的蓝本。我则认为：一是这些数字有的是苏区当时报刊上的报道或有关县委部门向上一级部门报告中写的，有的则是现代作者们重新调查估计出来的，有多少真实性值得研究。二是当时中央苏区有几十个县，将哪一个县的情况拿出来统计一下，都不乏这些材料，而且都不比会寻安差。1933年毛泽东大抓苏区的经济建设，亲率中央政府检查团或调查团到各县检查工作，通过调查，5月他将“春耕模范”的奖旗奖给了瑞金县武阳区；11月中旬他赴兴国县长冈乡调查，写出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同月下旬他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又写出了《才溪乡调查》，将这两个乡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向全中央苏区推荐。如果会昌的各项工作像作者们说的那样突出，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到会昌去调查呢？
不是说邓小平在会、寻、安的工作没有成绩。应该说，他比在瑞金时尽了还要大的努力。但是，一因会、寻、安客观环境太艰苦（反动势力大，“左”的影响深，经济困难）；二是时间太短，他来不及运筹。邓小平7月任中心县委书记，刚刚将三县党和苏维埃组织理顺，建立了军事领导机构，11月粤军就侵占了寻乌县境，危及会昌、安远的安全。邓小平不得不集中全力组织和领导开展各县的游击战争，以打击粤军的进攻。这个工作刚刚开展不久（不到三个月），“左”倾中央就以“寻乌事件”为由头，说他是“江西的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开始整他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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