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北大教授周炳琳
作者：张友仁
道安！
弟周炳琳敬上
[1946年]四月十七日
1946年4月21日周恩来将此信发表在中共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上。
1946年春，西南联大在昆明宣告结束，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建制。7月周炳琳在重庆南友新村候机回京，听到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极为悲愤。他于7月17日致函梅贻琦，要求追查此案。信中写道：
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公朴）后殒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之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拿死人做文章，做了文章便了结。先生似可告霍揆彰（云南警备司令），责任所在，不许马虎。
周炳琳又联合联大复员路过重庆并滞留在重庆的33位教授，以快邮代电形式，致南京政府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缉凶归案，严究主使”。
1946年7月28日，重庆各界人士六千余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大会请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会上，周炳琳讲述了他同闻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认识的历史以及闻先生的事迹。他最后说：“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
是如何承担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
支持和劝导正义的学生运动
在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此伏彼起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于正义的学生运动，周炳琳既表示要加以支持，又担心发生不幸的事件而加以劝导。
在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周炳琳与北大教授48人于12月30日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的暴行，要求“迅绳以法”，“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
在北京各校学生面前，他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上时，各校同学向他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
1947年5月3日北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历史晚会。他对着红楼操场上的数千同学讲了《对于五四的怀念》，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并就国民党政府将青年节改为3月29日一事指责说：“五四是一个青年的节日，而现在竟然连节日都吝啬地不肯给青年。”
1947年5月20日华北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他十分担心同学们的安全。北大校友何思源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要求何思源市长一定要保证参加大游行的同学们的安全。当时反动军警曾在道路最狭窄的西单路口埋伏，准备袭击游行队伍，经过何思源的多方责令，才在游行队伍将要到达时撤出。
5·20大游行后，周炳琳和北方各大学教授共585人，于5月28日联合发表《呼吁和平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认为：今日的经济危机是长期内战的恶果，“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第二天他又同钱端升等北大、清华教授102人，联名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认为参加游行的学生“情绪热诚，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而“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
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6年周炳琳被指定为“国大代表”。此时，他对“国大”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所以拒绝参加。当时的《大公报》在新闻报导中，以《周炳琳、许德珩在平对记者谈国大问题》为标题，写道：他们“一致声称：愿参加一个代表各方面的国大，深恐参加了这样一个国大，会增加分裂的可能”。“周院长……他在一年多以前，已在参政会上指出政治混乱之可怕，到今天似已感无可奈何。”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们前往参加，都被拒绝。
周炳琳还不断劝说胡适不要出席伪国大，他于1946年11月9日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闻先生即将飞往南京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
周炳琳还到松公府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加以劝阻，并同胡适争吵得面红耳赤。可惜胡适不听劝告，并在伪国大上作为主席将通过的伪宪法双手捧交给蒋介石。
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周炳琳深为不满和愤慨，他起草并领衔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意见书，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共48位教授签名，力斥政府的严重错误。指出政府压迫民盟之举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一不合作，逐谓之‘叛’，稍有批评，遽谓之‘乱’，又且从而‘伐’之。试问人民之权利何在？人民之自由何在？”
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1948年周炳琳和钱昌照等人在北平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3月1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周炳琳提议推举钱昌照为临时主席，大会选举周炳琳、钱昌照、吴景超、萧乾、潘光旦、刘大中、钱端升、陶孟和、王崇植、楼邦彦为理事；邵力子、吴蕴初、童冠贤为监事。他们企图把第三种力量组织起来，走第三条道路。该会出版发行《新路》周刊，由周炳琳、吴景超负责编辑。
周炳琳在《新路》周刊上，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抨击国民党政府以“勘乱”为主要内容的倒行逆施的施政方针。他指出：“内战坑杀了成千成万中国人民。”他指摘蒋介石1948年1月8日的讲话，是“一篇暴露他不恤人民的痛苦，只逞自己的凶残之演说”。是“文过饰非，残民以逞，莫此为甚”。是“不顾人民死活，一意孤行，是为残忍之尤”。他写道：“恭读这篇演说词之后，不禁喟然叹曰：英雄昂首，小民悉为灰烬矣！”他反对政府发行新纸币和大额关金券，主张让有钱人出钱。他反对1948年8月政府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和拘传学生。指出：“迫害有无罪案及罪案能否成立均无从判明之青年。”“更用包围及封锁迫使各校接受宪警入内行其‘象征式’之搜查，故意损毁学府之尊严。”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给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分子“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这时，周炳琳如梦初醒般地认识到：“第三条道路虽然不满意于蒋介石的统治，但还是反对中共反对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就是希望在中国有民主个人主义者出来，走第三条道路，作为它的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1949年初，北京解放，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宣告解散。
在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北京大学南迁，这时周炳琳对南京政府已经绝望，他坚决反对北大南迁。1948年底，北京围城中胡适校长单身一人从南苑乘飞机去南京。1949年1月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南苑机场接所有的北大教授南下，周炳琳同绝大多数教授们一样，没有登机，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参加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
1949年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京大学，次日周炳琳致函汤用彤校务委员会主任，要求辞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行政职务，专任经济系教授。
不久，周恩来来到北大孑民纪念堂同教授们谈话。周恩来几次提到周炳琳，并对他在重庆时对中共代表团的帮助表示感谢。周炳琳的态度却很冷淡，他在《1952年思想检查》中写道：“我原来与他相识，我本来应该在会上说几句话表示欢迎，并为人民的胜利庆贺。但是我总是踌躇不前，一言不发。”
北京解放后，党和人民对周炳琳进行了不断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如发展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先为中央团结委员，后为中央委员。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让他担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后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又经张奚若介绍参加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1951至1952年北大文法学院有机会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团，他报名参加，被分配到广西土改委员会第一工作团，任团委。通过广西土改，他提高了对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本质的认识。他说：“广西的地主是坏，有许多恶霸须要枪毙。”
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周炳琳却在思想上抱有一种“自处之道”。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可是他自己和国民党有过一段历史关系，此时不能忘掉过去而背弃它。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起初抗拒思想改造，顽固得有如“铜墙铁壁”。他成为全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点人物。他的多次检讨，均因内容不够深刻，得不到师生的谅解，未能通过。这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给毛主席送上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其中谈到北大师生以及周先生的夫人子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他的帮助和批判。毛主席当即于1952年4月21日写下了一段批语：
彭真同志：
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1952年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学沙滩新膳厅的千人大会上作了第四次大会检讨。这道铜墙铁壁终于被攻破了。他在检讨中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也认识到他解放后的“自处之道”是敌视人民的，“我这一反动的态度，妨碍了自己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表示要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我决心贡献我的余年来为祖国的建设尽我最大的努力”。他的检讨，得到群众的谅解，而被通过。
1952年10月周炳琳撰写《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写道：“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他这一文章的发表，在海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有力地驳斥了台湾编造的周炳琳在大陆受到严重迫害的种种谣言。
思想改造后，周炳琳在北京大学担任民革支部主任，在民革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他还担任政协全国委员，曾多次赴各省市视察。他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参加赴朝鲜慰问团，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指战员。1954年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历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号召台湾回归祖国。1956年周炳琳作为我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1963年，周炳琳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医治无效，于10月24日逝世，享年71岁。他的治丧委员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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