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邓小平与三峡工程

作者:荣 刚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特地把李鹏留下,询问三峡工程情况。李鹏汇报了三峡建设的安排,以及三峡工程中争论比较大的两个问题——泥沙淤积和坝高,并着重介绍了1984年底重庆提出的“180米”方案,即中坝方案。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
  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的孙越崎率众考察三峡,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长篇调查报告;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也对此迅速作出反映。邓小平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在回答他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时,邓慎重地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4月3日,李鹏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提问时,也作了回答:三峡工程是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一项伟大的工程,对这项工程,中国政府的态度既是积极的,又是非常慎重的。现在还没有就这项工程是不是正式开工作出决定。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四次会议结束后,为慎重决策,国务院领导率有关部门的同志兵分两路赴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赵紫阳与王任重、杜润生、杨汝岱、关广富等人,从北京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和钱正英、李伯宁等人,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有关水电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看望水电职工。最后,赵紫阳在宜昌开会,听取三峡省筹备组正副组长对成立三峡省的不同意见后,宣布不成立三峡省。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给全国人大、政协通气。赵紫阳回到北京后,向邓小平汇报,说三峡工程,在技术上还有些问题,但看来工程科技人员是能够解决的;在经济上投资比较大,但估计从经济上讲国力可以承担;问题出在政治上,政治上党外许多人坚决反对,将来提到全国人大,即使能通过,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反对票,政治上就不好办。邓小平听后表示,如果技术经济可行的话,修三峡有政治问题,不修三峡也有政治问题,不修的政治问题更大。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此后,水电部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组织412位专家学者分14个专题全面复核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针对三峡工程建设中重大的和各方面有疑虑的问题,在有关勘测设计、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的配合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工作,最后形成14个专题论证报告。据此,1989年5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当年7月上报国务院审查。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报告提出的三峡工程实施方案是: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
  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他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论证中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的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出席七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的部分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江泽民将提案批转国务院总理李鹏处理。李鹏很快作出了批示。
  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全面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决定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通过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是可行的,经济是合理的。1992年1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审议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这时,邓小平虽然已经退休,但对三峡工程仍然十分关心,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给予大力支持。为了使全国人大能够顺利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邓小平找全国人大常委会万里委员长谈话。1991年8月28日,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发表支持建设三峡工程的讲话。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三峡工程的最终上马,邓小平的决策起了关键作用。正如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委员魏廷琤所说:三峡工程上马,主要是邓小平起了决定作用。的确,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三峡工程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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