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日军战俘在延安“洗礼”
作者：王光荣
一次，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四位成员也赶来参加，他们坐在观众席，看日本师生演节目。这些由日本学员自编自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特别是“收割的秋天”这出戏，反映日本农村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碾打，但在稻谷丰收后，自己却颗粒未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供给侵略战争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应山事件”话剧，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台上台下热浪涌滚。当那位名叫和尚里的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都挥动拳头喊了起来：“干啊！干啊！”
文艺晚会在“八路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落下帷幕。美军观察组的一位成员受师生邀请讲话。他用不熟练的日语说：“真没想到，工农学校的学生在延安过着这样愉快的生活，连新来的日本士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与大家心连心，这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时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旧地重游……”
自 省 思 考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大部分住在校外。校长野坂住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机关，离校较远。但他一直风雨无阻，坚持来学校处理校务，给学员们上课，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学员们经常把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和他讨论。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员提出疑问：“现在我们都明白日本侵华战争是不正义的，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不起来反对这场战争呢？”
野坂思考几秒钟后说：“现在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反对战时的生活恶化。当然，日本人民的斗争，并不仅是为达到经济上的要求，还包含着反战的意义。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进一步欺骗，经济上进一步剥削、压榨。日本工农大众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亲自体验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家破人亡，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看清日本统治阶级正在强化欺骗手法，加强剥削程度，驱使他们为掠夺他国人民的财富，侵占他国人民的土地，奴役他国人民而流血牺牲。他们开始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日本军阀、法西斯政府身上，为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正进行着坚决的反抗。”
学员接着问：“连国内的人民都起来斗争了，那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不是很快就能取得胜利吗？”
野坂回答：“不，还不能很快地取得胜利。第一，现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还能起一些作用，还能暂时模糊日本人民对战争本质的认识。第二，军部对日本人民的不满，采取残暴的高压政策，武力解散进步组织，逮捕进步分子。第三，日本国内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国内人民革命斗争总爆发的条件尚未成熟。第四，日本在军事上还没有遭到盟军和中国的致命打击，还没有濒临失败，所以，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抗活动直到今天，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反战势力。因此，现在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全体盟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就成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骨干和中流砥柱。你们要认识到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
每一次这样的讨论会，都使学员们得到新的收获。学校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举行由全体师生甚至从前线归来的日人反战组织成员也来参与的各类讨论会，通过自学、自讲，达到自悟、自省。
一天上午，学员们又举行座谈会，酒井站起来说：“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中国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
酒井的话，使在座的学员们很高兴。酒井当时已42岁，在学员中年龄最大。他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称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当了俘虏后仍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威胁学校，要离开延安。他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日本国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那天，他带着五个日本士兵，爬到宝塔山顶，遥拜日本东京皇城。现在连酒井也觉悟了，开始痛悔以前的言行，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那五个曾随他一道遥拜的人，也开始认真读书和思索问题了。1941年10月26日，这六个人，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式上，举臂宣誓参加了八路军。
学员佐藤过去深受日本军部宣传的毒害，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初，还经常穿一身日本黄呢料军服，诬蔑八路军是“野蛮的共产军”，是“靠掠夺人民的小米过日子的乞丐军队”。在讲座会上，他说“过去我诬蔑八路军，是非常荒唐的。八路军是我们的好朋友，我要认真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以后，他穿上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八路军军装，认真读书，改造自己的思想。后来，他被选为学校的文化娱乐干事，指挥学员们高唱《八路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泷泽三郎发言说：“我经常听到关于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讲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讲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欢迎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来到八路军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做俘虏，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不断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这天夜晚，他在校部的窑洞前徘徊了很久，最后，他鼓起勇气走进去，把一张纸条递给学校的负责同志。他在纸条上写着：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在填表时没有写；他本来住在神户某区的第三町目（作者注：即胡同、巷），在表上写成第四町目；他本来在大学只念了一年，却写已经大学毕业了。
学员小林清接着发言。他说：“‘俘虏’这个词曾使我几乎产生毁灭的意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下，这些已从我的心里完全清除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现在我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早日到来。对于延安的生活，我感到越来越有意义了。”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战俘学校，而且是培养在华日本人反战人才的一个摇
篮。1944年春季后，我军相当一部分对日军的工作都由这些人担负，他们与我军对敌工作组织相互配合，携同作战，共谋胜敌之策，成为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野坂参三所言：“反战同盟本身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人数增加了很多，而且培养出许多干部。像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务主任、教员，都是从学生中提拔出来的。在前方更有许多能写很好的传单、标语的宣传干部。”
1944年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会，用详细的图表、实物和数字，反映以这所学校为主体而组织起来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斗争实例和发展动态；反映日本侵华军队生活日渐恶化，官兵反战、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腐败的本质及日本国内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和世界反战同盟国反法西斯作战的胜利捷报。这个以该校为总部，以各抗日根据地支部为分支机构的组织系统，其人员是从八路军、新四军所获的2407名俘虏中选择的，已发展至322人，其中有34%的人员入伍前是工人，32%为农民，12%为商人，其余22%有教员、雇员，甚至学生。这个组织的人员比建立该组织之初已增加了88%，其中来自日军步兵的占78%。特别是反映日军发生厌战逃离部队士兵数字的年增长数逐年大幅增加，仅1943年主动投降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军人数已占到八路军俘敌总数的48%，比1940年的7%上升了41%。日军战俘在一年左右的学习时间里，99%的学员走上了反戈一击的道路，成为帮助中共军队进行抗日战争之坚强的一翼。
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们也来参观了这个展览。他一连参观三次，欣然在留言簿上写道：“看了展览会，学到很多东西。”周恩来也题词，号召学习日本同志善做艰苦细致政治思想工作的可贵精神。
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部分人员奔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帮助我军接受日伪投降，而后回国。有些人一直留在了中国，有些还与中国人民肩并肩、手挽手，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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