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郑伯克、华岗在昆明
作者：李 凌
闻一多在抗战初期，因不了解情况，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集团身上，后来目睹蒋介石消极抗战，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他拍案而起，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但昆明的有些同志对他持有偏见，认为他早期信奉过国家主义，又参加过新月派，怀疑他是否能和我们团结在一起。华岗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信的大意说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所以应该争取和团结他们。这封信委婉地批评了某些同志对闻一多等人的不全面的看法。有一次，楚图南到闻一多家，说有一位中共方面的朋友要来访问他，闻一多迫不及待地要会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华岗。华岗和闻一多一见面便互相倾心，经多次开诚布公的促膝长谈，闻一多在长期徘徊苦闷之后，终于看到了希望。
闻一多嫉恶如仇，既勇于对反动派战斗，也勇于解剖自己。在1944年10月19日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闻一多在讲话中指出，今天纪念鲁迅，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之后，他回过身来，向挂在会场上的鲁迅画象鞠躬，说：“以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是海派，鲁迅对，我们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到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1945年，闻一多还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只知道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甚至还错误地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我知道爱国只能爱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的口号是正确的》。华岗对闻一多的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果。
组建滇桂黔边纵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但是有识之士，已感到内战的危险。
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代表中共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消息传来，郑伯克和华岗商量，决定华岗去重庆一趟，了解中央的部署，以便根据指示开展工作。
9月中旬华岗回到昆明，他说，国共谈判正在继续，对时局要做两手准备，目前有可能争取和平局面，但地下党仍需埋伏隐藏，提高警惕。他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搞“三化”，但外化内不化，同流而不合污。9月15日，在华岗的推动和指导下，楚图南、周新民、张光年、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等联合发表了《昆明各界人士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10月1日，联大教授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等10人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同日，昆明《民主周刊》等十多个文化团体发表宣言，提出废除新闻检查、新闻垄断、邮电检查、保护民营出版业、惩办附逆文化等主张。
就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却置人民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坚持推行内战独裁的方针，他一面与中共谈判，另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为了稳定统治区，蒋介石阴谋剪除龙云。
1945年10月3日凌晨，突然枪声大作，全城戒严，蒋介石指示其嫡系驻昆明的杜聿明部队，以政变的方式，迫令龙云下台，另派李宗黄来滇任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兼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关麟征为省警备总司令。
形势突变，郑伯克首先考虑的是华岗的安全，因为他在龙云和民主人士中是半公开的身份，危险极大。郑找到华，帮助他及时撤离昆明。
华岗离滇后，郑伯克和省工委继续领导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五·二○”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1947年后，省工委又有计划地派数千名经过多种运动考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奔赴云南各地，组织反蒋武装斗争，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到1949年底，我南下大军从贵州奔赴云南时，边纵队已组成主力部队4.5万余人，县区游击队发展近10万人，歼敌6.1万余，并箝制了15万国民党军队，解放了91座县城(其中在云南的为61座)。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国民党李弥、余程万两个军叛变，边纵队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追击歼敌，云南全境迅速获得解放。
郑伯克曾任边纵副政委，云南解放后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后被谢富治等人诬陷，在后来各种政治运动中历尽坎坷，备受折磨，幸亏保存了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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