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丁玲、陈明融合在一起的生命

作者:李向东




  丁玲、陈明的挚友罗兰讲过这样一件事:
  西战团回到延安以后,罗兰得了一场肺病,好久没有见到丁玲和陈明。一天,丁玲来看她,请她在一家饭馆里吃饭。
  饭馆里人很多,她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丁玲是罗兰最崇拜的人,她把丁玲既看做可敬的领导,又当成可亲的大姐,她爱说话,她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把这些日子里的高兴事和不高兴事,都一股脑讲给丁玲听。忽然,丁玲打断她:“罗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饭馆里边还有我们认识的人?”
  罗兰环视四周,疑惑地看着丁玲说:“没有哇,我谁也没有看见。”
  丁玲说:“你再仔细找找看!”
  罗兰又搜索了一遍,忽然看到了陈明,他和烽火剧团的一群人坐在一起,正在那里聚餐。罗兰高兴地喊起来:“陈明!陈明!”她那响亮的湖北嗓门,一下子打断了那一桌子人的欢声笑语。
  陈明立刻跑过来,坐在她们旁边,表情却有些不大自然,丁玲的话也很少,他们两个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只有罗兰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一下见到两位好朋友,她实在高兴。她没有注意到丁玲和陈明两个人的神情有些异样。
  陈明坐了一会,就回到他们那张桌子上去了,挨着一个女同志坐下来,那个女同志模样很文静,像是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低声说了几句话,那女同志又朝这边望了望。罗兰问丁玲:“那个女的是谁?”丁玲却说:“我们走吧!”
  罗兰把丁玲送回她的住处。进了窑洞,丁玲就哭了,对罗兰说:“你有没有发现,陈明变心了!”
  罗兰看到丁玲落泪,有些慌乱,她还没有看见过丁玲掉眼泪呢。她赶紧劝慰说:“不会的,陈明不会变心,他不是那样的人!”
  丁玲说:“你不敏感,你不懂。他就要和烽火剧团里的一个女同志结婚了!”
  罗兰一股怒气冲上来,说:“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她冲出窑洞,向桥儿沟跑去。
  找到烽火剧团的驻地,找到了陈明。陈明告诉她,他是要结婚了,他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结婚是为了摆脱烦恼,但陈明却感觉到更多的烦恼,婚后,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不能忘却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理解这一切,她也尊重陈明的感情和选择,她对陈明说:我们俩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
  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苦恋了五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疼地说:“你们爱得很苦!”
  这一对新婚夫妇的蜜月还没有度完,便迎来了他们共同生活后的第一场风雨。在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在延安引起了争论,不久又被国民党的报纸转载,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有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注视丁玲。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丁玲接到通知:去杨家岭参加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
  那次整风学习会由毛泽东主持。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第一个发言,上来就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也是批评这两篇文章。接着又有四五个人发言,重点都是批评这两篇文章。丁玲心里有点紧张,也有点委屈,她满腔热情来到延安,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人这样严厉的批评。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作了总结发言:“《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是同志。”
  第二年,丁玲和陈明又都去中央党校,参加审干,接受审查。丁玲在党校一部,陈明在党校三部,两个部不在一起。审干是很严肃的事情,有着严格的纪律,整整一个夏天,他们不能单独见面,不能在一起说话。丁玲由于在南京被捕的那一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有时,党校开大会,陈明可以看见丁玲,他真想走过去,说几句关心体贴的话语,但是他不能够,他是党员,党的纪律约束着他。
  这场风波之后,陈明决意听从原来的组织分配方案,到一个县里去当县长,把丁玲的组织关系也转到那个县去。他天真地以为,他们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下乡去开展群众工作,有了他的保护,丁玲就再也不会受到误解和伤害了。
  但是一场谈话,改变了陈明的想法,也决定了他此后的道路。
  有一天,胡乔木找陈明去,他十分恳切地对陈明说:在共产党内,培养一名县长团长可能不困难,但培养一名作家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目前延安最缺少的是专业人才。丁玲不仅是你的妻子,更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有才华的作家,所以,组织上不同意你们这个想法。乔木还建议说,你不仅不能带走丁玲,最好你也调到文协来,帮助丁玲,做好文协的工作,这个工作的意义,一点不亚于你去当那个县长。陈明懂得,胡乔木是代表组织同他谈话,他说的,是党组织的意见。陈明还懂得,乔木要他到文协来,是对丁玲的关心、帮助和照顾。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丁玲,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愉快地服从好了。
  这件事情,在陈明和丁玲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做县长,是进入政界,陈明在那里,可以充分施展他的组织才能、行政才能,丁玲呢,是作为他的夫人跟随他去的;到文协,就进入了文化界,他是以协助丁玲的角色出现。文艺界非他所愿,文艺创作也非他所长。但是他和丁玲两人,谁帮助谁、谁协助谁都是一样的,既是革命分工不同,也是家庭里的角色不同,总有主角和配角嘛,只要于丁玲有益,只要丁玲高兴,他心甘情愿做一辈子“配角”。
  
  抬头湾:凝聚着两人心血的一部巨著
  
  1944年5月,丁玲和陈明、画家石鲁到延安柳林区麻塔村访问,那里有一种地方病,当地称为“柳拐子”,有些人害怕这种病,都躲得远远的,但是丁玲他们几个人却住到老乡家里去,她跟患柳拐子病的村长婆姨睡在一铺炕上,说话,交朋友,了解素材。她写了散文《三日杂记》,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到了,很高兴,说,唉!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块聊天呀。丁玲从这短短的一句话里,感受到了鼓励。6月,她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根据会上采访到的模范事迹,写成报告文学《田保霖》,又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同一天的报纸上还登有欧阳山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又看到了,当天夜里,他就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当天晚上,毛泽东约他们两个到枣园叙谈,并一起吃了晚饭,直到很晚才策马离去。回到家里,丁玲异常兴奋,她把毛主席的讲话,把自己的感受讲给陈明听,和他一起共享这欢乐和喜悦。后来丁玲深情地回忆说:“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丁玲忙起来了,她的笔触完全转变到工农兵身上来了。为了纪念抗战七周年,《解放日报》社长博古要她采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丁玲采访了刘伯承、蔡树藩、陈赓、陈再道、陈锡联等同志,用了一个星期写完它。那时正是7月,天气热得厉害,她躲在窑洞的一个角落里,一面扇扇子一面写,写到国民党无能怕死的情节时,她不觉笑出声来。陈明问她笑什么,她就把刚写好的文字念给陈明听,两个人一起大笑起来。她在找陈赓谈材料时,陈赓高兴地告诉她,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心里明白,她对陈明说,其实,我那篇文章并没有多么好,毛主席一再表扬,这是在鼓励我,也是为我在群众中恢复声誉,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陈明说,那我们就要更好地去深入工农兵,反映工农兵。今后我们要多下去。
  一二九师的文章写完,丁玲与陈明两人就深入到安塞难民纺织厂去了解生活,这个工厂是一个先进典型。这一次他们住的时间很长,住了两个多月,搜集了很多材料,想写一部厂史,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后来在战争中遗失,厂史终于没有写成。但是丁玲在难民纺织厂期间写了杂文《老婆疙瘩》,和通讯《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接着,她又采访写出了文教卫生模范工作者《民间艺人李卜》、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袁广发》……有陈明在身边,她心情好,创作状态也好。两个人一起采访回来,晚上就一起研究材料,一起构思,一起琢磨题目,动手写作。他们的窑洞在山上,山下面有一个广场,晚上常常有演出。夜深了,广场上的戏散了,观众渐渐散去,喧嚷的人声渐渐消失,四周一片宁静,这时,他们两个人也要休息一下,要吃夜宵了。陈明拿出晚上打回来的小米饭,用开水泡一泡,丁玲拿出他们自己腌制的咸菜,两个人相对而坐,吃得很香甜,心里也很香甜……
  在深入工农兵中间,丁玲的创作风格、行文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有意识地写一些短小的文章,在写这种短文时改变她的文字和风格,更贴近老百姓,更适合老百姓的阅读口味。她还和柯仲平、陈明等人组成一个“说书组”,帮助延安民间盲艺人韩起祥改造旧说书,创作新节目。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丁玲和陈明、萧三、杨朔等人发起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准备赴东北解放区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年底,他们抵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市。这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去东北的交通暂时中断,丁玲一行人便暂时留在了张家口。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7月,丁玲和陈明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他们先到了怀化南边的辛庄,那是个大村子,土地肥沃,盛产大蒜。土改工作组住在一个大院里头,有一天,一个十来岁的女孩从外面跑进院子,穿一件花布衫,神情有些慌乱,匆匆跨进挂着竹帘子的北屋去了。她是地主家的孩子。这个女孩子,在丁玲脑子里盘旋了很久,晚上,她和陈明又谈起了这个女孩子。
  她说:“这些地主的子女,这样年轻的孩子,在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里,她的前途、命运将会如何?我今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她的家庭是罪恶的,而她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她的命运必然要受到家庭的牵连。”
  陈明一边准备铺盖一边说:“那你就写一写这种人嘛,从政策上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写作上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丁玲说:“我将来一定要写她,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想要写一部土改的小说,不是短篇,要写一部长篇!”
  陈明一下受到了鼓舞,高兴地说:“好啊,你不是早就想写一部反映工农兵的长篇吗?这一回可找到了题材!这可是一个伟大的题材,很值得写!”
  丁玲兴奋地说:“是啊,这是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巨大变化,是土地关系的巨大变化,在这个变化中间,一定会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我们就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
  陈明说:“今后,具体工作我多做一些,你腾出力量,积累素材,准备创作!”
  后来,这个激发了丁玲灵感的女孩子,就化做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的黑妮。
  两周以后,他们转到怀来县东八里村去参加土改。由于丁玲有了创作的打算,具体工作主要由边区青委主任许世平和陈明两人负责。后来他们又去了涿鹿县的温泉屯,在那里住了18天,那个村子比较富裕,葡萄很多,丁玲的思绪转到创作上来,她感到这里的故事真是多,很多农民都有一段典型的经历,她就像发现了一座宝藏,每天晚上和陈明交流、叙说、记在脑子里边。两个人有时讲得兴奋,一宿睡不好觉。
  9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形成东西夹攻之势,平绥线战事吃紧,丁玲和陈明依依不舍地撤离了温泉屯,按照晋察冀中央局的安排,向阜平县行进。丁玲一路走,一路构思她的小说,到了红土山村,她对陈明说:“我的小说已经有了个雏形,现在需要的就是一支笔、一张桌子、一摞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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