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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拨乱反正
作者：沈宝祥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注意。他们或开座谈会，或写文章，联系实际，论述生产目的问题。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都报道讨论情况，并发表文章，有的还开设专栏，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讨论态势。
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必然要求。将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就要求进一步解决怎样搞经济建设的问题，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在过去长时期中，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人民得的实惠不多。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问题，抓住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一个要害问题，使大家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有了更深更切实的理解。这个讨论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发展观的讨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这个讨论也出现了超出预想的矛盾。讨论中涉及到对“先生产，后生活”这个口号的评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认为，如果把这个口号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对的，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文章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就是这些话，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讨论农村经济问题时，我们曾被扣上了“反大寨”的帽子。这一次，又被扣上了“反大庆”的帽子。《人民日报》不得不停止了这个讨论。但这个讨论已无法阻挡，而且，这些事只发生在极小的范围，大家并不知晓，面上的讨论还是照样进行，持续了一年半之久。
反对新老个人迷信
迷信盛行，思想僵化，这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形成的局面，也是普遍的精神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局面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又搞新的个人迷信。
破除个人迷信的束缚，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一个艰巨任务，也是前提。《理论动态》创办后，胡耀邦以这个刊物为阵地，勇敢地向个人迷信冲击。
1977年12月25日出刊的第33期《理论动态》，刊登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的资料，并写了很长的编者按语。按语肯定了领袖的极端重要性后指出，决不能脱离开人民群众的作用来不适当地评价领袖人物的作用。把领袖奉为神化的绝对权威，是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反对个人迷信，在当时还是一个很敏感很尖锐的问题。这期《理论动态》发出后，许多人说好得很，赞不绝口，也有些人不理解，表示很气愤。
随着形势的发展，《理论动态》决定撰写反对个人迷信的文章，由我承担，共写了两篇。
一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为题（这是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文章阐明，少宣传个人，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摆正个人与党、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文章在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后，着重讲了反对不适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突出个人，更反对把伟大人物神化的道理。文章针对现实生活，提出以下五个问题进行拨乱反正：（一）我们的党是个人缔造的，还是集体缔造的？（二）党的领袖是一个人，还是一批人？（三）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四）对领袖能否批评？（五）怎样理解权威？
胡耀邦对这篇文章比较满意，他在审阅定稿时，在讲权威和威信的地方，加了一句重要的话：
你什么时候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你的权威就能保持，上升，你什么时候停滞不前，甚至背离人民，你的权威就跌落，甚至为人民所不齿。
这篇文章刊登在第118期《理论动态》（1979年2月28日）上。《光明日报》在3月11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以后，又让我撰写了第二篇反对个人迷信的文章。那是在1980年2月通过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后。耀邦最后确定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这篇文章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一些人往往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总是把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归功于个人，而不是首先地、主要地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文章分析了个人迷信造成的严重后果，总结了深刻的教训。这篇文章虽超过一万字，由于结合了实际，读者还是比较欢迎。《人民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们还写了一期《情况反映》。
对新的个人迷信，大家都很反感。胡耀邦更是直面反对。
1978年12月29日，中央党校一位学员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信。对有些地方搞个人迷信的现象提出批评，建议他加以制止。1979年1月16日，这位领导人给写信者回信，勉强地表示接受建议，并将信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在1月18日的中央党校结业典礼上介绍了这封信和有关情况，发表了评论。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他还向学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中央党校这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向学员工作人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又着重讲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后来，胡耀邦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又严肃地批评搞个人迷信的问题。他说；搞个人迷信，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要永远禁止搞这个东西。这几条，今天看，仍然很有意义。
突破人权禁区
究竟怎样看待人权，这是拨乱反正中遇到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长时期中，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在拨乱反正中，有些人又提出“要人权”的口号。1979年5月15日，胡耀邦在一个内部材料上写批语，要求理论动态组撰写文章，将人权问题说清楚。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以《略谈人权问题》为题，撰写了初稿，经过认真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反复修改，由耀邦审阅定稿。1979年6月25日，《理论动态》第141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略谈人权问题》一文肯定人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并列举材料说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经提出过人权口号。文章指出，对于社会上关于人权的议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人鉴于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法制被践踏，公民权利被严重侵犯的惨痛教训，同时，鉴于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地方还存在压制民主，违背法制，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迫切地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健全并充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他们的这些实际要求本身许多是合理的、正当的”。文章批评了现实生活中不尊重人民权利的现象，同时也指出，极个别的人提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借“人权”问题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决揭露批判。长期以来，人权实际是一个禁区，当时，各报刊对人权采取一概批判的态度。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有针对性，是对人权禁区的突破（只是初步的突破），因此，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国外媒体认为，文中对人权要作具体分析的一段，是中共当局对人权看法的最大改变。从此以后，各报刊陆续发表正面阐述人权的文章。
现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进了宪法。但回顾二十多年讲人权的历程，是很曲折的。
呼唤民主和法制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十年“文革”中，更是“无法无天”，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彻底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大家痛定思痛，强烈呼唤民主，要求健全法制。这也是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办《理论动态》过程中，耀邦很早就提出民主法制问题，认为要进行启蒙，他要求理论动态组撰写这方面的文章。
1978年5月5日，《理论动态》第59期发表了《科学和民主》一文。文章针对“文革”期间的愚昧和专制现象，提倡发扬科学和民主精神，揭露了“四人帮”反对现代化，搞“全面专政”，践踏人民民主和革命法制的罪行。这篇文章着重讲的是民主问题。文章最后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中，切实保证人民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在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依靠伟大的人民民主力量，实现新的长征。
稍后，6月10日，《理论动态》第66期又发表《民主和法制》一文。这篇文章着重讲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问题，强调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文章指出，宪法是根本大法，要坚决贯彻实施，人人要守法，干部更要守法。文章提出，有了宪法，还需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我们十分需要一部“刑法”和“诉讼法”。
这两篇文章针对性强，旗帜鲜明，经历了十年“无法无天”的人们，对此都有切身感受。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耀邦在5月6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科学和民主》的文章在有些地方引起震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动态》认真贯彻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精神，随着全面拨乱反正的深入发展，进一步阐述民主法制问题。
1979年8月30日，《理论动态》第226期发表了由我撰写的《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一文。长期以来，将民主仅仅理解为作风、手段、方法，有鉴于此，这篇文章强调，民主首先是国家形态，并从国家基本制度的高度加以论述，指出，民主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已经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总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在民主问题上重要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耀邦审阅此文稿时写的批语中有“写得很好”四个字。此文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还获了奖。
民主问题有它的复杂性。针对社会上对民主问题的各种议论和错误倾向，《理论动态》先后发表了《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再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两篇文章，指出，民主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是紧密联系的，离开了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就会走样，变质；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就失去了目的、方向，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界限。
提出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任务
耀邦在《理论动态》创办后不久，就对我们指出，在“四人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以后，《理论动态》就很重视反封建的问题。
1980年7月5日，《理论动态》第215期发表了《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应该肃清》一文，专论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问题。此文指出，必须充分估量封建主义思想对我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党内生活的影响。文章列举了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思想遗毒的具体表现，如，迷信个人；某些领导人员中的家长制、一言堂；某些干部在政治上搞特权，在生活上搞特殊；党内顽强存在的某些宗派行帮残余；干部制度上的终身制；经济领域里的闭关自守、官工官商作风；等等。文章说，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专制主义、帝王思想、皇权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宗法思想、蒙昧主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在现代生活中的反映，它会把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人民之间的关系，变成封建的君臣关系、主奴关系、行帮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文章提出，作为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一定要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腐蚀、侵袭的斗争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长期持久地进行下去。这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影响较大。
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又发表了《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了封建主义，揭示了官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联系。
平反冤案中提出“两个不管”
胡耀邦曾说，在他当组织部长时，平反冤假错案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凡是”的阻挠。一些案件涉及到毛泽东，有的是他批准的，有的是他圈阅的，有的是他说过话的，有的人生怕平反这些案件会损害旗帜，某种程度上也怕否定了自己，因此，顶牛很厉害，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压制。
1978年9月20日，依据耀邦同志的建议，中央召开了信访工作会议，会议由耀邦主持，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负责会务。9月25日，耀邦在会上讲话，他显明地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两个不管”是针对平反冤案中的“两个凡是”而讲的，一下就触到了问题的要害。大多数与会者热烈拥护耀邦的讲话，也有人非议。可是，会议印发给大家的耀邦讲话稿中，却将“两个不管”删掉了。耀邦问那位副主任，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回答是：这是汪副主席让删的。会议《简报》则借用某些思想不通的与会者的话，对耀邦的讲话进行批评指责。后来，耀邦在一次会议上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有人还公开同我说，假使毛主席批的怎么办？我说，照样平。还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呀？我说，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就把它平掉了嘛。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