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忆李新同志
作者：刘 炼
《改造我们的学习》电报明码发到中共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是主编，原文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哗众取宠”四个字电码不清，报社错译成“雾中取宝”。当时中共北方局秘书长杨献珍提出疑问，认为上句是成语实事求是，下句也应是成语，雾中取宝不是成语，指示发电回延安问清楚再发表。尚未等到回电，4月1日《新华日报》就发表了，而且在18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雾中焉能取宝?》。李新要我查报纸。我在图书馆果真查到了这篇社论，题目一字不差。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文中批评主观主义者“望文生义、急于求成，一句话，雾中取宝希图侥幸”，“千万不要让雾气迷住眼睛”，“才能使思想豁然开朗，拨云雾而见珍宝”。文章最后说：“假如我们在这般矇眬中去高喊改造，那么试问一下：雾中焉能取宝?”其实恰恰是社论的作者在望文生义，演义出这样一篇奇文来。50年后李新见到杨献珍谈起这件事，二人大笑不止。
1943年7月，运动转入审干阶段，按当时的说法，审干以前整风属于思想清党阶段，审查干部清除特务，则属于组织清党。这时康生的《拯救失足者》已成为反奸斗争的重要文件。审干反奸运动的动员报告中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代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并具体提出几点意见。李新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是要胸怀坦白，有‘脱裤子’的精神，不要怕露出尾巴；一是对那‘两条心’的失足分子，要好好地帮助他们。”大家精神紧张起来，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敌工科科长张义权就自杀了。张义权是一位忠诚的老革命，襟怀坦白非常正直，经常跑平、津、石家庄等地，自杀后被开除党籍，说是自绝于人民。这时，中央发来一份电报，电报说：“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的身旁。”一时间空气更紧张起来。李新说：“当时我所在的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同志对我说的一句话，使我铭记在心，他说：有问题就交代。停了一会又说：如果没问题也不能胡说啊!这句话使我在反奸运动中坚持了真理，而且以后在一生中也坚持了真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从来没有说瞎话来伤害过任何人。”
查历史是更严峻的阶段。三五人组成“劝说小组”、“劝说”一个人坦白，直到他承认是“特务”，才算“胜利”。李新说追查杨公素的历史使他最难忘，也最难过。杨公素是四川人，李新很了解他。杨公素在国民党部队中参加共产党，到八路军来，因他曾任国民党九十三军刘戡的中校秘书，就被追问为什么会成为刘戡的亲信?当时许多著名人物都在国民党军中工作过，他若承认是“特务”，就要牵连许多党的文化人。他坚决死顶着不承认，最后被逼无奈，掩面而泣地说他是刘戡的“男宠”。李新说：“我听了感到十分惊讶和难过，杨公素长得又黑又粗，这样一个大学研究生，怎么会是刘戡的男宠呢?我怎么也不相信。这绝对是荒唐的供词。”但是大家却相信了。杨公素终于被打成“特务”之后就断了音信。解放后李新在电视上看到他，杨公素原是位藏学家，解放西藏时曾任驻藏代表，后又任驻尼泊尔大使。后来李新和杨公素有多次机会碰面，想和他畅谈一次，希望他把这次遭遇写出来，为后人借鉴。每次杨公素都有意避而不见，实在躲不过了就掉头而去，俨若路人。李新感慨地说：他不与当年熟人相认，一定心中隐忍着巨大的耻辱与痛苦，再不愿触及往事。
讲完这些，李新不无伤感地说：“我写下这些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但是我党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不断重复这些错误，后来‘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对于人的处理，总是先造出冤案，而后甄别平反，甚至赔礼道歉。但对人的伤害，特别是心灵上的伤害，是一辈子抹不掉的。我恐怕至死也不能见到杨公素了，他感到丢人，我认为他很好，很敬佩他，他的事只有我来写了，但写了能让他看吗?只有留下遗憾了。”
十年前，我记录的李新同志口述的回忆录，有些他生前已整理成文，却“束之高阁”，保存在党研室，表示只有等他死后再发表了。至于在口述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愿望，即想在世纪末出版自己的文集和回忆录，却来不及实现而成为遗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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