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作者：张秀山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这里不讲一般的主观性、片面性的问题，而只讲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这种印象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不是今年也不是前年，而是从去年。去年夏天我来中央开会，安子文同志同我谈中央建立哪些机构，由哪些同志担任工作的方案。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了，国际情况变化了，国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的变化，不仅是数量上增长了，质量上也提高了，而且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在八年前延安整风时，大家对某些同志的希望很高，希望他们能成为有很好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者，然而实际斗争中证明了有些同志经不起考验，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这是重大的新事物，但安子文同志没有了解或没有正确地了解。当然我不是说某些同志在财经问题上的一切大小错误在财经会议之前，安子文同志都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问题是应该预先看到的。比如在干部政策上的错误，中央组织部应该是早一些发现的，但是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是是非不清的。小的问题看不到是可以的，但发生已久的事情则应该知道。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总之，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安子文同志是不够明确的，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
我所想到的就是这些。其他关于整党方面和组织业务方面的缺点，大家研究的比我详细，我就不讲了。我的这些意见，可能是不对，请大家批评。
对发言内容有异议
我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同志对我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说我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在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和安子文也对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
10月14日，我到会上发言后即返回沈阳。
15日，郭峰同志作大会发言。
我和郭峰发言后，郭峰在和各大区组织部长接触中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会上提的意见都是对的，是有根据的。后来华北小组和西藏的同志对我发言中“敌我不分”的说法有异议。郭峰向我谈了大家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和中组部让我们来提意见，会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没啥，讨论嘛。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出现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到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由于意见不一，争论得很激烈。尤其是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倾向，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中央决定暂时休会，召开中央领导小组会议。领导小组统一认识后，组织工作会议又重新召开。
在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对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10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组织工作会议讲话稿中批注：“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而且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的。”
刘少奇在会议总结中谈到富农党员问题时，明确地说道：“中央组织部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经过我的。”他说明了就富农党员问题给东北局答复的过程和当时的想法，认为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时也检讨说：“由于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有一种不妥当的想法，所以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
会议于27日结束，前后共开了40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