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张钦礼的悲剧
作者：任彦芳
焦裕禄的大女儿守凤对我说：“爸爸住院时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的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
我把二十多条失实问题确定后，即向兰考“四清”分团团长、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反映了。秦一飞深思良久，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传统。张钦礼如此不负责任的瞎说，是想借宣传焦裕禄抬高自己。这是人的品质问题。虚假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哪！张钦礼现在很得意，这假话一时难以纠正了，我看张钦礼早晚要受惩罚的，对他来说，他戴上“亲密战友”的桂冠，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是假的。等受到惩罚时，他也许会后悔今日的。
疯狂年月使人疯狂
从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通讯把张钦礼冠上“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起，张钦礼开始走红。他南下北上到处讲演。他的瞎话就更多了。他接受掌声、鲜花，被记者包围采访、录音、照像，忘乎所以。此时恰逢一个失去理性、疯狂地制造谎言的年月。张钦礼在兰考挑起“卫焦”大旗。他接见全国成千上万来兰考的红卫兵，提出兰考在焦裕禄问题上有两条线一个点。一条红线和一条黑线，红线是毛主席，焦裕禄，和他张钦礼；黑线是反对或不同意张钦礼所作所为者。于是兰考出现了：反张钦礼就是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甚至对焦裕禄的夫人警告：你若不跟我走，我就让焦裕禄这旗倒地，宣布我以前宣传的事迹全是假的。
张钦礼利用他长期在兰考工作的优势，在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之时，发动二三万农民进城造反，凡进城者管吃管住，家中照记工分，以打砸抡夺取了兰考党政财文大权。张钦礼成为党的九大代表，省革委会常委，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196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的篇幅，通栏黑体标题，发表了由“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的长篇通讯《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还配有评论《向英雄的兰考贫下中农致敬》，多处点名周化民是兰考头号走资派，多处表扬张钦礼是焦的“亲密战友”，宣布“反对张钦礼，是企图借反对张钦礼来反对焦裕禄，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张钦礼在兰考把焦裕禄变成了神灵。焦裕禄墓地成了迫害干部的战场。他逼迫与焦裕禄一同工作的战友,在这里管焦裕禄叫爹，不叫,就遭毒打。他还让干部穿上孝服,手持哭棒,排成长队，在街上哭着行走，直到焦裕禄墓地以示其忠。
1968年8月13日，张钦礼一伙把到兰考支左的军分区副司令员、老红军李地山揪回到兰考。从他一下火车，便被人摘走了军帽，戴上纸糊的高帽，脱去他的鞋子，两人架着拉向焦的墓地，让他向焦裕禄请罪叫爹。李地山的双脚在兰考煤碴路上走，流出了鲜血。他被拉到墓地，坚决不跪，在毒毒的日头下，他昏了过去。
历史的判决书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78年2月13日，河南省委决定批判张钦礼，2月28日，把已调到外地的张钦礼送交兰考人民批判。1978年11月20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张钦礼已被开除出党，逮捕法办。听到这消息，兰考县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1980年7月在北京，由彭真、陈丕显主持的中央政法会议，对张钦礼的问题进行讨论。他是“错”还是“罪”。根据事实，以法律为准绳，会议认定他是“犯罪”，批准对张钦礼的审判。1980年8月2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判决书中写到：
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
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受毒打：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为了对历史负责
1980年2月，大通讯《焦裕禄》出版，划去了张钦礼的名字，但对张钦礼提供的虚假情节却只字未动，这引起当事人和兰考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纷纷给领导写信反映大通讯中的虚假问题。而张钦礼本人及同伙，则把此书不修改一字，视为张有翻案的一天。
1980年9月5日，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原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联名给中央写信，信中说：1977年，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及兰考县委副书记陈承兴等人代表兰考广大干部群众专程去北京，向新华社记者反映了张钦礼和这篇大通讯存在的、必须纠正的失真问题。1980年9月9日，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发出文件：《关于要求纠正“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报告用大量事实说明张钦礼并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在不少事情上与焦不合作。在发放救济粮款时，县委研究是首先保重灾区，而张则走一处，许一处，放一处，行小惠，收买人心。通讯中写从丰收区来的人委干部要修办公室一事，是县委共同研究的，张也参加了。会后他私自向省委写信，诬告焦裕禄到兰考大兴土木。后经省委调查，并无此事，张却又在向记者介绍时把不是问题的事扣到县长程世平身上。焦逝世后，省委决定在郑州安葬，通知兰考县委常委到郑州参加安葬，程世平几次通知张钦礼，张不去；县委在县大礼堂举行焦裕禄的追悼会，县委派人通知张三次，他都拒绝参加。焦逝世后，其爱人带六个孩子，生活困难，其它领导多次去安慰，张却一次也不去。
张钦礼提前保外就医出狱。张对他的判刑一直不服。1998年2月23日，张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华新闻》创刊50年座谈会。也就在这时，国内有些报纸炒作起张钦礼，有的文章竟然把张的入狱说成是“因为宣传焦裕禄”。此时的张钦礼编造的谎言越来越离谱了。1998年7月20日，河南省委宣传部向各新闻单位发出第62期《河南新闻阅评》中说：近来一些报纸上借宣传焦裕禄“亲密战友”之名，东拉西凑为张钦礼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有许多不实和不当之处，也有不少杜撰的东西。张钦礼并非无罪释放，也没有平反一说，因此，新闻单位不宜炒作“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张钦礼感到他很冤，他一直想翻案，他至死也不明白，他一生扮演悲剧角色的原因，这更是他人生的悲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