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回忆
作者：史 唐
这场自列宁病危开始的世界共运史上史无前例的党内斗争，历时五年，到1927年底联共(布)十五大时，终于尘埃落定，75名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取得全面胜利。在基层，群众性的大辩论实际上到1927年夏季以后便逐渐收场，紧接着政治高压笼罩全国。
“中大”在米夫和王明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托斗争。采取的方式是一面进行揭露和批判，一面陆续采取组织措施，形势很快一边倒，反对派遭到严厉的打击。那些曾在大会上激烈发言拥护托洛茨基的人如陈琪、闻岳等被软禁起来，其他一些人则视不同情况，被撤消职务或给予各种处分，艾泼斯坦也被撤销了团委书记的职务。艾泼斯坦被撤职后仍继续和我保持联系，继续对我宣传托派的观点，还给我看一些被禁止的托派秘密文件，如托、季、加等人的讲话稿，以及批评斯大林的文章如《九月提纲》、《断了线的风筝》和当时尚未公开的《列宁的遗嘱》等等。在联共(布)十五大之前不久，我还在艾泼斯坦家里认识了陈琪，那时他还没有失去自由。不久陈琪邀我去听过一次托洛茨基的演讲，地点和演讲的具体内容都记不清楚了，但演说的场面却还记得。托洛茨基依旧风度翩翩，信心十足，毫不在乎地振振有辞，不时赢得全场的笑声和掌声。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托洛茨基，他的样子有点古怪，但富有魅力。
党团内部、革命队伍内部之间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变得如此紧张，如此敌对，是我从未想到的。我总觉得党内不同意见有如兄弟之争，完全不该走向对抗，更不应该导致流血。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郊区一个休养所，亲眼见到陈琪和闻岳被斗，被追逐殴打，样子十分凄惨，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在那之后不久，他俩便被流放到南俄靠近波斯的边境去了，是秘密送走的，人们半个月以后才发现他们不见了。
1927年底，从武汉、上海等地又来了—批新学员，他们是蒋汪叛变后保存下来的力量，由党组织设法分批秘密送到莫斯科来学习军事的。这些同志都是在国内从事过多年革命实际工作，目睹了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亲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经受了流血斗争的考验的。他们来到“中大”时，“斯托之争”胜败已定。但他们有不少人仍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确定自己的观点，并以他们在国内亲历的事实为依据，来说明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批人后来不少秘密转向托派，我的好友，曾与我同在中共上海地下秘密印刷所工作过的曾猛就是其中之一。
斗争的后期，终于触及到了我的问题。我因早期在教学讨论和团小组会上有过支持拉狄克的发言，群众性大辩论时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撤销我的团小组长职务，仍保留在党团组织之内，尚没有当作敌人对待，所以我仍旧得以继续完成两年的学习，正常结业。临近结业，我心中开始不安了，不知对我这个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将如何处理。后来我终于知道，情况糟得很!听说凡是持托派观点的学生，被遣返归国时都不介绍组织关系。这就是说，不履行组织手续，便无形中给予了开除党籍团籍的处分，这可是政治生命的大事啊！1928年冬的某一天，我终于在忐忑不安中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归国之途完全由学校当局安排。我被指定和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志结伴同行，他叫葛颂谔，党员，年长于我，也持托派观点。在离校前，果然没有给我开具团的组织关系，我曾去团委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带着团证就可以了(我过去还没有单独办过转移组织关系的事，信以为真，后来在路上葛颂谔听说后嘲笑我太天真，才知道团证根本没有用)。我和葛临到出发前的一刻才见面。我们在—位陌生的俄国人带领下，被送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远东的火车。临行前被告知，到海参崴之后必须住进指定的旅馆，在那里将有人安排我们的下一段旅程。
到了海参崴住进指定的旅馆之后，我们很意外地被告知将与国民党右派学员同船直返上海，果然就在那家旅馆里，我们见到了在校有名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郑介民和陈国琛，这着实让我俩大吃一惊!郑介民和我在“中大”同班，一直和大家格格不入，后来成为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头子。在“中大”的两年间，自“中山舰事件”后，我们这些由中共派来的党团员便一直与国民党右派学员不和，“四·一二事变”后，更是到了短兵相接势不两立的地步，与他们同船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在蒋介石白色恐怖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上岸后无疑必遭扣留或逮捕。
情况严峻!老葛和我一致决定放弃船票，毅然选择偷越国境之路。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条非常危险的路，但眼下却是一条唯一可行的路。虽然我们将要在黑夜严寒中，冒着边境上随时可能飞来的枪弹、随时可能坠入雪坑深渊等种种危险……然而，此时我们只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别无选择。好在老葛阅历丰富，办事老练，他找到了一些熟悉的关系，最后我们化妆成商人，跟着—批边境生意人和走私者，在—个专为走私者服务的越境向导的带领下，几经凶险，终于得以死里逃生，活着回到了祖国，其中的故事一言难尽。
回到国内，为安全计，在绥汾河我和老葛分手了，此后我便孤身一人。离开两年，祖国山河依旧，而我的心情却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没有组织关系，我就再也回不了地下印刷所，找不到革命组织了，我感到十分伤心和沮丧。老葛知道我的处境和心情，分手前告诉了我一个上海的地址，说如果回国后没有去处，可以到那里去找出路，于是我决定仍回上海。但所发盘缠原本不多，偏偏途中又遭偷盗，一度甚至不得不靠抵当随身物品糊口。所幸在一位原本素不相识的朋友的帮助下，解决了部分路费，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漂泊到了上海，在那里总算遇上了几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先期归国的学员，得以落脚于北四川路的“新宇宙书店”。这时我19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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